问：余教授，您对台湾文化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点？ 答：几年前我在香港有一个公开演讲，说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高层文化和民众文化都有严重隔阂，只有一个地方，连大街小巷间的普通市民都熟知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第一流作家、诗人、导演、佛学家、舞蹈家、雕塑家，这个地方就是台湾。 不仅熟知，而且尊重。在台湾，政治争拗再激烈，族群分裂再严重，也没有谁会到公共媒体上伤害一个重要的文化创造者。这种心照不宣的共同禁忌，体现了一种集体文化素养，让人钦佩。我在内地的一些大学演讲时，一再介绍台湾的这条文化底线。因为在内地，历来被攻击最严重的总是无权无势的文化人、艺术家。

问：落伍了怎么办？ 答：独立地面对天地生命，永不落伍；盲目地追随热闹潮流，很快凋谢。

当一种沉睡了很久的巨大文明要重新说话的时候，当一个早就遗失的记忆打着哈欠要重新醒来的时候，它会有一股杀气。它好像有一种力量，会把参与者卷入到一种无名的灾难当中。

“少年的时代是诗歌的时代，青年和中年时代是小说的时代，老年就变成散文的时代。”

古希腊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自然秩序的关系，印度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超验世界的关系，而中华文明则更多地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当人类刻意去追求美、追求善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变得不自然了。一旦不自然，就开始滋生丑和恶。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住这简简单单的九个字。以无为当作行为，以无事来做事情，以无味当作好味。总之，不要刻意作为。做事是这样，为人也是一样，君子之交淡如水，真水不香，至味无甜，高人永远不会摆出各种各样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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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这些四字句，是中华智慧的最高总结，也是中国人坚守“中庸之道”的基本理由。中西文化的差异，在这里拉开了最深的裂口。

最圆满的却似乎有欠缺，而且正是凭着这些欠缺而不衰竭。最充实的东西一定有空虚的部位，因为空虚能召唤很多力量来填补自己，无穷无尽。最正直、清白的，看上去倒有很多扭曲之处。最灵巧的，看上去倒好像有些笨拙。最雄辩的，看上去倒好像无话可说。

不残缺的完满是一种假完满，不空虚的充实是一种假充实，这是我们摆脱“假、大、空”的一剂良药。而且，我从历次政治运动中看到，凡是被人家泼脏水最多的人，反倒常常是最干净的人，而那些慷慨激昂地“揭露”别人瘢疤的人，大多不干净。一些看上去“词穷理屈”的人，往往倒是可信的；一些在传媒上口若悬河的人，往往难于信任。

我一直把老子看成是一位伟大的清道夫，他用“做减法”的哲学把中国人的思维引向简约、质朴，使得中华文明长寿。其实，人的长寿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我们一生，常常被层层叠叠的虚设目标、虚设赛场所困。你们今后只要又一次被困，不妨抬起头来，看看云端之上那个白发老人的平静目光。

关于墨子，我的第一印象是颜色——黑色，“墨”就是黑色。如果说其他的诸子百家都是用自己学派的理念来命名，那么，墨家则用一种颜色发言，而这个颜色恰恰是他的姓氏。冯友兰先生、钱穆先生都对此作过考证，认为墨子堂而皇之地用“墨”作为自己学派的名号，也就是承认自己代表着社会底层。“墨”，一方面指黑衣、黑肤、黑脸，社会底层的形象；另一方面，“墨”是当时的一种刑法——墨刑，代表着比社会底层更艰苦的刑徒。

在诸子百家中，思维品质高的人很多，而文学品质高的却不多，最高的是庄子。

庄子认为，要获得这种眼界很困难。但是，我们如果要用自己的眼界强加给他们，又是不自然的事。他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这话很有价值，你们最好也能背诵。现在我把它翻译成现代口语。庄子说：井底之蛙，你没有办法同它谈海，它被空间束缚了；夏天的虫，你不可能给它讲冰，因为它被时间束缚了；局促的文人，你没法给他讲大道，因为他被教坏了。按照庄子的说法，大家都在自贬，把空间和时间越折腾越小。这样的人实在太多，庄子无奈地说，不必和他们讲话。

“生活在别处”，是指用主动的分裂方法获得一种精神释放。但是，这种精神释放不像我们寻常理解的那样批判什么、冲破什么、排除什么、征服什么，而是从整体上把自己抽离出来，放逐到陌生之地，面对另一个世界。这等于造就另一个天地，另一个自我。这个自我与原来的自我距离很远，有可能产生冲突，却很少有可能和解。只有真正的大诗人、大作家、大学者才有这样的特殊心理结构。

我听到有一种说法，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历史”就是他们的信仰，中国人追求“不朽”靠的是“青史留名”，避免的是“遗臭万年”。

这可能与我们接受的语文教育有关。记得我上初中时在书店里看到老舍先生写给青年作家的一封信，他说，写文章有两个秘诀：一是尽量不用成语；二是尽量少用形容词。我当时一看如醍醐灌顶，因为这种说法与我们老师的说法截然相反。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在两个“老”字间挣扎：是听“老师”的，还是听“老舍”的？最后我作了正确的选择，听老舍的。

我当时很疑惑，为什么老舍主张“尽量不用成语”呢？后来看书多了渐渐明白，成语是人们作一般表述时的通用拐杖，对高水准的文学表述者来说，它很可能变成“类型化”障碍。例如，一个真正的作家在描写时间过程时几乎不会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白驹过隙”之类的成语，因为那太偷懒了，除非是黑色幽默。无论是成语还是定型的形容词，都是经过太多人手的“语言硬块”，如果作家们不想放弃由自己直接来描写对象的权利和责任，就一定躲避。

云冈石窟，首先是气魄惊人。我去过多次，每一次都会重新震撼。它体量巨大，与山相依，让人感到佛教的顶天立地、俯视山河。其次是雕刻精美，一眼看去便知道是大师之作，却又密密层层地排列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延绵不绝的艺术力量。除此之外，你还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异样感：为什么齐山的石柱具有古希腊的风范？为什么很多佛像都是高鼻梁、深眼窝，一派西方的神貌？这种特殊的异样感，直通一种世界性目光，眼前的一切更觉伟大了。

唐太宗的陵墓昭陵。这么一个可以说上千言万语的盛世开拓者，在坟墓上只用六匹他骑过的战马浮雕来默默地概括自己的全部生平，再也不讲别的什么话。这真是一个马背上的时代。

第一匹叫飒露紫，是征战王世充时的坐骑；第二匹叫拳毛，所谓就是一种黑嘴的黄马，是征战刘黑闼时的坐骑；第三匹叫青骓，所谓骓就是青白颜色相间的马，是征战窦建德时的坐骑；第四匹是什伐赤，是征战王世充和窦建德时的坐骑；第五匹是特勒骠，所谓骠就是白点子的黄马，是征战宋金刚时的坐骑；最后一匹叫白蹄乌，是征战薛仁杲时的坐骑。

余秋雨：我现在把大家投票的结果宣布一下： 第一，李白； 第二，杜甫； 第三，王维； 第四，白居易； 第五，李商隐； 第六，杜牧； 第七，王之涣； 第八，刘禹锡； 第九，王昌龄； 第十，孟浩然。

安史之乱后的唐代文化，首先是被一种悲剧气氛所裹卷，把这种悲剧气氛表达得最好的是杜甫。杜甫用他那支充满人性关怀的笔，把离乱之情、丧乱之景，写得无人能够超越。但是，再深沉的痛，也会被时间所疏离。在杜甫之后，一个在安史之乱发生时才十七岁的小伙子将首先对这场灾难进行更宏观的美学挖掘，那就是写《长恨歌》的白居易。

能够背诵一些好诗的年轻人是很耐看的。无论男女，都是这样。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在背诵的时候，一种最高等级的古典美丽，被兴高采烈地召唤到了自己的眉眼之间。当然，要背诵的必须是好诗，好得让人觉得应该背诵，那就自然了。如果磕磕巴巴地背诵几句并不精彩的古诗，那就有低质卖弄之嫌。

明、清两代的文化成果：

第一个文化成果，是在哲学上程朱理学的发扬，心学的创立。心学的创立者是王阳明；

第二，编撰了《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

第三，小说创作繁荣，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特别是《红楼梦》；

第四，戏剧创作也不错，出现了《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昆曲延续了两百年；

第五，京剧产生；

第六，出现了李贽、徐渭、金圣叹、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等具有奇特生命状态的文化人；

第七，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些具有启蒙倾向的思想家；

第八，出现了以考据为治学主干的乾嘉学派；

第九，出现了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

第十，出现了《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实用性的科技著作；

第十一，通过传教士和其他途径，西方文明大规模传入。

西方文明的传入。梁启超把这件事情说成是中国历史进入第三阶段的分水岭。哪三个阶段？记得我以前提过，即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西方文明的传入，使中国变为世界之中国。

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文化有哪些事，值得我们记忆？

排名第一的是创办《新青年》，提倡科学、民主；

排名第二的是推广白话文；

第三是大量兴办新学校；

第四是破读甲骨文，商代浮出水面；

第五是发现敦煌藏经洞；

第六是废除科举；

第七是派遣留学生；

第八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派学者的出现；

第九是鲁迅、郭沫若、周作人、冰心、徐志摩等作家的出现；

第十是引进油画、话剧和外国音乐。

一门好的课程，是生命与生命的碰撞。第一种碰撞发生在古人和今人之间；第二种碰撞发生在你们和我之间；第三种碰撞发生在你们相互之间。这三个方位的碰撞构成了一种风生水起的文化现场，每个方位都因碰撞发生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