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苗族作家龙宁英的文字，犹如畅饮湘西大地的泉水。它源自山涧草丛，低吟浅唱之中却有一种浩荡的力量。构成这种力量的支点是作家的功力，更是那片土地的厚重与辽阔。

《扁齐寨的辣子树》就是一个明证。这是一篇立意精巧的小说，也是一篇思想深邃的文化散文。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成部分，龙宁英所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一个嫁到苗寨的安徽汉族姑娘如何融入苗寨，苗寨的人们又是如何接纳这位文化背景全然不同的异乡人。这样的视角和题材并不鲜见，但故事所触及的“巴对”文化却是一个民族心灵深处最隐秘的神经，如同小说一开头所描述的那棵辣子树那样历经劫难，但却生生不息、枝繁叶茂。“巴对”文化博大精深，也莫测高深，它难以把握、更难以驾驭，很多人不敢去碰，也无力去碰，因为这条路非常难走。敢于触碰这个话题，就是《扁齐寨的辣子树》最有“辣味”的地方，也是龙宁英的勇气和价值所在。

我的家乡贵州松桃和龙宁英所在的湘西花垣山水相连、同文同气，我所生长的苗寨也有“巴对”。最深的印象是“巴对”很有威望，他们的仪态仪表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味道。仅从从目光和气质，就可以从芸芸众生中看出哪个是“巴对”。1981年上大学之后，偶然读到著名苗族学者石启贵先生的著作《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我开始好奇地追问：“巴对”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这个“世界”有着怎样的文化哲学、它如何作用于苗族社会？

石启贵先生是湘西花垣县人，1933年5月，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凌纯声、芮逸夫到湘西苗区调查，受过良好的汉文化训练的“苗族通”石启贵担任调查组的咨询，协助凌纯声、芮逸夫在苗区调查。得益于两位学术大师的启发和信任，石启贵也走上了苗族研究的道路，也因此成为研究湘西苗族“巴对”第一人。许多年后，我有机会到以色列考察，才发现苗寨的“巴对”类似于犹太民族的“拉比”，他们是一个民族的智者，影响和塑造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我第一次接触大师级的“巴对”也是在石启贵和龙宁英的家乡——湘西花垣。2020年五月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龙宁英带着我们驱车前往花垣县双龙镇洞冲村拜访著名苗族文化大师石寿贵。石大师是苗族巴代32代传人，从1986年至今，他搜集、整理、出版了大量苗族文化典籍，总计2700多万字，其毅力、定力、精力和成果让人肃然起敬。苗族是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其民族文化、历史思想、哲学伦理深藏于巴代的古歌、祭辞之中，而且是精深难懂的古苗语表达。石大师的伟大之处就是用拼音文字把它固定下来，并翻译成汉语加以解读。他所做的事情，在湘西苗族中也许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取代。临别之际，我在石大师的留言薄上写了一句话:因传承而伟大。向石大师致敬！

我之所以要提及石启贵、石寿贵这两位研究湘西苗族巴对的大师，不是因为他们是龙宁英的“老乡”，而是因为他们是龙宁英的“背景”。

龙宁英告诉我，短篇小说《扁齐寨的辣子树》是她的长篇小说《南瓜船》中的一个故事。在创作这部长篇小说之前，龙宁英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走访了大量的巴对和研究巴对文化的专家学者，在寻找故事和细节的同时，也做好了相应的学术准备。湘西苗寨的山山水水，几乎都有龙宁英奔忙的足迹。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我再次翻读龙宁英的《苗山夜语》、《山水的距离》两本散文集，明显感觉到龙宁英一定会有一部大书的诞生。龙宁英也许还没有意识到，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南瓜船》将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全方位展示苗族巴对的文学作品，其中的巨大意义不言而喻、不可估量。中国的苗族作家不少，但能写苗族巴对的苗族作家太少，龙宁英也许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

必须追问的是：龙宁英为什么能？

我曾经在龙宁英的家乡老房子里听过她用苗语咏唱苗族古歌，那苍茫的语调、那沉重的旋律所产生的巨大震撼，我至今记忆犹新。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过如此山一般壮美、水一样纯净的苗族古歌，那种感觉如同一个筚路蓝缕的旅人在群山之上目送夕阳、沐浴晚风……打动我的不是古歌所表达的内容，而是龙宁英对苗族古歌的深刻理解和独特演绎。这样的理解和演绎来自龙宁英对一个民族、对那片土地的忠诚与厚爱。

花垣是湖南苗族人口最多的县份，那片土地是湘西苗族最重要的文脉所在。龙宁英生在在一个地道的苗族家庭，她本人就是“巴对”的后人。在中国当代苗族作家中，龙宁英的“背景”非常独特。更为重要的是，在几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她一直深耕一个主题，那就是家乡和苗族，高山流水一般代言一方水土的爱与恨、痛苦与狂喜。因为龙宁英的执着和守望，中国当代苗族文学创作的格局和版图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湘西板块的分量越来越重、风景越来越好，文学高原上的“高峰”很有可能在这一带强势崛起，沉寂很久的边城要准备迎接“翠翠”的归来……

龙宁英的高山流水，中国在倾听，世界在倾听。

                                          2022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