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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保平
最近,曹林先生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谈到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前段时间一个体制内的朋友跟我传授他的当官心得和体制内的生存之道,其中一条是“越左越安全”。他认为有些事情,不管对不对,不管理解不理解,跟着喊口号就是,永远不会错。对一些事情,宁愿上纲上线,宁愿走过头和扩大化,宁愿走到极端、走到让人反感的地步,也不能让上级感到有任何一点儿不到位的地方。对一些理论和教条,明知道已经脱离时代脱离现实,但只要有“革命”的外衣,生搬硬套就是了,这样最安全。这样的观点还常与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以“打倒权贵”和“替弱势群体代言”自居,加大了这种姿态的迷惑性。
不过,曹先生说,“不知道这种‘左越安全’理念是如何形成的”,而我很想探究一下这种“越左越安全”理念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要明确一点,人是社会的动物,为了确保社会安定有秩,人类必然要进行制度或者说游戏规则的设计,这些制度和规则反过来会约束、甚至塑造人。因此,人是制度的产物,人的思想行为乃至所谓的“国民性”为制度所塑造,它跟人的民族、种族、性别关系真的不大,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过去的东德和西德,一样的人种,一样的民族,一样的语言,一样的教育背景,一样的习惯爱好,为什么一墙之隔,社会发展状况有如此大的区别。同样的例子,朝鲜和韩国,同一个民族同一片土地同一种习俗,结果却天壤之别,一个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一个还在为吃饱饭而苦苦挣扎。这其实都是制度规则塑造的结果,不同的制度把相同的人变成不同的模样,而作为个体的人,在制度的庞大作用下,显得软弱无力。
尤其是这种制度并不是经过每一个个体、团体平等博弈出来的,不是自由自主选择的,而是被强加的,分散如原子般的个体无力改变。在这个时候,人就会选择适应这个制度,而不是改造这个制度,既然强奸不可避免,就学会享受强奸,减少痛苦。正如东德人民和朝鲜人民一样,我们会嘲笑他们愚昧可笑,将领袖视若神明,亲过爹娘,丝毫没有质疑和反抗,其实,这是他们与制度博弈时最理性、最明智的选择,出于安全的考量,他们总是偏向于选择跟规则制定者站在一起,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不是东德人比西德人更愚蠢,朝鲜人比韩国人更弱智,而是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选择,这些选择是人性趋利避害的使然,就是真实的人性。直到有一天,制度反转,他们在同样的趋利避害的驱动下,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来。
当我们讨论“越左越安全”时,也可以用这个道理来解释。当“左”才有利于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就会形成一种赞扬“左”、激励“左”、维护“左”的制度。作为无力改变制度的个体,除非做誓死反抗,就只有保持沉默,或是适应环境,也赞扬“左”、”维护“左”,才能保全自身。而赞扬“右”、维护“右”、践行“右”会吃亏,会倒霉,会倾家荡产,会妻离子散,会被打倒整死,出于安全的考量,他们哪怕不情愿,也会选持支持“左”,站在“左”的一边,那里如同一个安全岛。
而“越左越安全”则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的结果:上面的、规则定制者爱好什么,下面的人必定对此更加爱好。上面爱好“左”,下面则有可能迷恋“左”,下面用一种带有夸张表演性质的行为来支持上面的爱好,表明自己忠心。最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上面的爱好如风,下面的言行如草,风过草,草一定顺着风的方向倒,无论这风是惠风还是沙尘暴,都是这个效果。
正是考虑到上行下效,有过之而不及,孔子不忘提醒统治者:“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孔子的意思是,下面的人跟着上面的人做事,不是服从于上面的人发号施令,而是信服其实际言行。因为上面有所爱好,下面一定更加爱好。因此缘故,上面对自己的爱好,不可以不慎重为之,因为这是民众的表率。
假如上面不为表率,换言之,虽然上面发号施令,一直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而实际言行无不在警惕“右”、打压“右”,赞扬“左”、激励“左”、维护“左”,那一定会形成下面更喜欢“左”的局面。这其中固然有盲目的、走过头的信服者,更多的是“越左越安全”的投机者。这些投机者知道上面喜欢“左”,他们就拼命地表现“左”,知道“左”得更多一点,上面也不会责怪他们,反而通过偏激的“左”来表达忠心,说不准还会得到上面的赏识,找到晋身的阶梯。
如果这种表演式效忠不被上面浇点冷水,一定会有更多的投机者宁愿上纲上线,宁愿走过头和扩大化,宁愿走到极端、走到让人反感的地步,这不是他们没有意识“左”的危害,而是与制度博弈时最理性、最明智的选择。当这种选择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投机者争相表演时,整个社会就呈疯狂状态,每个人都裹挟其中而不得脱身,直到撞了南墙,这种悲哀的选择才会被摒弃,而这,是大陆曾经多么熟悉的一幕。(本文原载2月12日东网,欢迎下载APP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