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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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拱北口岸派出所率先在西海名苑小区正式使用视频门禁系统进行人口信息采集和管理，住户只需刷开通权限后的身份证就能通过门禁系统，警方说刑事或治安案件大降，适用于流动人口密集小区。

用身份证信息来管理社区，可谓深得“祖宗之法”，我们的老祖宗老早就将人口的流动迁移与身份户籍捆绑在一起，以便于加强对民众的管理。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身份证，现代意义的身份证制度，只有70多年时间，但已经使用“身份证”，且“身份证”的式样很多：虎符、免符、鱼符、龟符、龙符、麟府、牙牌、腰牌等，这些“身份证”有时连姓名住址都没有，也就是一凭证，既当身份证，也当通行证，类似介绍信、证明等等，而且还有等级，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使用不同的样式材质。

一些特殊职业的人又有不同的身份证，比如僧人的身份证叫“戒牒”、“度牒”，凭牒方可外出化缘、筹款；妓女的身份证是一种特殊的腰牌，证明其身份并准许其合法营业，有点像现在的工作证、名片或营业执照。

古代身份证虽然简陋，不像现在采用了高科技手段，但就靠这个简陋的凭证，管住了很多人。战国时商鞅在秦国变法，采取了严格的编户齐民政策，以及身份证管理，规定“舍人无验者坐之”，即住宿的人没有身份证，视为犯法，应定罪。其目的是对人民进行全面的人身控制，不让他们四处游荡迁移，便于令行禁止地落实政令、执行法律。秦国民众一般性外出，必须持有官府发的身份证或引文凭证，这一点很像计划经济时代的介绍信、证明，没有介绍信或证明出不了门，住不了店，办不了事，寸步难行。

因此有了“作法自毙”的成语，说的正是商鞅逃亡时想投宿旅店，店主不知是商鞅，却以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将他拒之门外，最后无处可去的商鞅被逮捕，车裂而死。

由此可见利用身份证来进行安全管理的好处，让作奸犯科者行动成本大增，被后世朝代所继承发扬。汉初实行“关禁政策”，限制关中人口流往关东，民众出入关，必须要持有官府发的符传（类似身份证），没有身符传，就不许进出关。唐制，在水陆要冲设置关津，行人须持官府颁发的“过所”（类似身份证）才能合法通过。

又比如《大明会典》规定：“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即验文引，如无文引，必擒拿送官。仍许诸人首告，得实者赏，纵容者同罪。”明朝把老百姓的自由迁移范围限定在百里之内，超过百里的需要有通行身份证，没有通行身份证的要被遣返回家。

古代统治者利用身份证来进行社会管理，主要是为了管控人口流动和迁移，将人们固定在乡土之上，使其安心为统治阶级服务，客观上起到了防范奸盗的行为，确保了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流动人口管理，应该更强调服务，即便是真要用到身份证，也应该配套齐全的服务，不应画地为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