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制度让“坏人”变好

廖保平

     四川达州一位老人试图讹诈小孩，由此引发“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的讨论风潮。

    我不喜欢用好人、坏人这种孩子式、非黑即白的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人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既可能是好人，也可能是坏人，魔鬼与天使集于一身，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的结果会截然不同。

    我关心的是怎么样建立一个好的制度。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好的制度能克服人性中的恶魔，并激发人性中天使的一面。有了好的制度，我们就不必纠结于道德评判。

    好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呢？必然是责权对等的。俗语讲“亲兄弟，明算账”，这就是一种好制度，将彼此的权利义务都划分清楚，有合同、有协议、有账目，心里藏恶的一方想要做坏人，不认账，也没有机会，双方都无法使坏，和睦相处，就能长期做“亲兄弟”。

     回到撞倒讹人、碰瓷这类事，停留在道德呼吁或道德谴责上，还不如多用些心思来进行制度构建。应尽快研究制定《做好事者保护法》，或修改《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将做好事行为纳入法律调整和保护的范畴。还有就是明确每个人的权责，让每个人真正享受到他应得的权利，尽其应尽的责任。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责权无法划清，也无法兑现。

    譬如说此前的南京“彭宇案”，据《瞭望》新闻周刊披露，彭宇后来表示，当时他确实与涉事老太太发生了碰撞。可他当时为什么不敢承认？因为作为经济人的他会很理性地思考，如果老太太比较诚信，采取“损失”多少赔偿多少，加之医疗机构不“助纣为虐”，不虚增检查治疗，不使赔偿变成狮子大开口，他有可能当时就承认了。而当赔偿变成无底洞，甚至要搭进自己的下半辈子，他不仅不愿意承认，甚至会邪恶地想，“撞伤不如撞死”。

    由此可见，这类事件当中的双方权利责任十分不对等。被撞者貌似合理的占便宜，甚至成本低廉地漫天要价、“勒索”对方的利益，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于是在撞人者看来，预期成本是一个不可把控的，明明花一千块钱可以解决，却硬要花上一万块钱，甚至变成无底洞，对成本的担忧和恐惧，致使他要想方设法否认自己的行为。另外，碰撞之事往往存在取证难的问题，而且城市是非熟人社会，彼此只是一次而非重复博弈，这也给了撞人者低成本逃避责任的机会，低成本地获得不赔偿的利益。

    双方都有机会将自己的权利最大化，责任最小化，使权责不对等成为可能。这注定是一个非常坏的制度，注定要让好人变成坏人。身处此中的人，都倾向于当坏人，而挺身而出做好人者，真是异类。所以，如何从解决权责不相符入手，比如从个人社会诚信的构建，后端赔偿不正当索取的漏洞堵塞，提高取证的专业化等方面进行制度建设，这恐怕才是消灭类似乱象的根本。

    不过，当我看蒋婆婆为了自证清白，甚至以“全家死绝”来赌咒时，我对这种制度的建立又相当沮丧。这种赌咒是一种很可怕的“株连思维”，拿自己的亲人为自己的行为背书，有罪一起担。这种思维源于宗法，在西方社会很少有，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自己的责任自己担。而“株连思维”正说明，我们离每个人独立地为自己的责任承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在“株连思维”下，一个人既可以找亲人来为自己背书，也就可以将本属于自己的责任推给不相关的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