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语中的狼：符离=附离=附邻=步离=佛狸=播里=蒲犂=波黎=勃律

唐善纯

内容提要  诸侯莫朝周,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胡培翚曰:“‘不来’即‘狸’之合声。”但是，稍具语言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不来”不能合声为“狸”。“不来”一词是突厥语bars的音译，指虎豹之类的大型猛兽。

关键词 符离 附离 附邻 步离 佛狸  播里 蒲犂 波黎勃律

《仪礼·大射三》:“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乐正命大师曰:奏《狸首》。”《汉书·司马相如传》:“射《狸首》,兼《驺虞》。”注引郭璞曰:“《狸》,《逸诗》篇名,诸侯以为射节。”就是说，《狸首》是《逸诗》的名，内容描写诸侯射节。《史记·封禅书》：“是时苌弘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这里的意思很清楚，狸首是射击的对象，它象征着未能前来朝拜的诸侯。

但后来的注释家们把意思搞错了。《仪礼》郑玄注:“《狸首》,逸诗《曾孙》也。狸之言不来也。其诗有‘射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后世失之,谓之《曾孙》。”与《史记·封禅书》相比，丢了“首”字，并把“狸”音训为“不来”。《史记集解》引徐广曰:“狸,一名‘不来’。”胡培翚《仪礼正义》疏曰:“云‘狸之言不来也’者,解诗篇名狸之意。‘狸’与‘来’古音相近,‘不来’即‘狸’之合声,犹‘终葵’之为‘椎’,‘邾娄’之为‘邹’也。”但是，稍具语言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不来”不能合声为“狸”。

庞光华2005年写了一本书，名曰《论汉语上古音无复辅音声母》，其中谈到“狸之言不来也”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例子也常常被其它的音韵学家引用。其实,这个例子也完全不能作为复辅音的证据。这个例子属于反切中的倒纽。‘狸之言不来也’中的‘不来’倒纽反切就是‘狸’,也就是说‘来不’相切为‘狸’。这是个特殊的例子,涉及到反切中的一种重要现象。我们在此要做详尽的考证。…‘不来’之所以能合声为‘狸’,是因为倒纽的原因,即不是‘不来’切为‘狸’,而是‘来不’切为‘狸’。‘不’和‘狸’都是之部,为叠韵;‘来’和‘狸’都是来母,为双声。这样的解释完全符合音理。…我们的任何论断都是立足于考据,毫无凭空立论或专造假设之嫌,希望能引起学者们的兴趣。”

对以上论述，笔者都是抱着不求甚解的态度，姑妄听之。但是一次平常的旅行，改变了我的看法。

列车奔驰在京沪线上。铁路大动脉上的安徽省宿州市北30里的符离集，以产符离烧鸡闻名中外。此鸡煮熟后抹一层红曲，肉烂脱骨，肥而不腻，鲜味醇厚，齿颊留香。笔者年轻时坐慢车路过符离集，卖烧鸡者便蜂拥而至，价廉物美，至今印象深刻。千年古镇，沧海桑田，其艺代代流传。1994年春，徐州汉楚王墓出土陶盆，其内鸡骨架安好，泥封为“符离丞印”，可见“符离集贡鸡”即符离烧鸡已有2000年历史可考。

符离原为战国楚邑名，秦置县。治所在今安徽宿县东北。白居易是一位“以诗纪事”的诗人。公元780年，其父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因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该地可能因姓“符离”的家族在此居住过而得名。

“符离”系突厥语børi（狼）之音译。《汉书•武帝纪》记武帝元朔二年“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欧阳询《艺文类聚》卷12“汉武帝”条有“刈单于之旗，剿阏氏之首，探符离之窟，扫五王之庭”。《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卫青“讨蒲泥，破符离。”《索隐》引晋灼曰：“蒲泥、符离，二王号。”又引崔浩曰：“漠北塞名。”《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提到“匈奴符离王”，或因此推及另有蒲泥王，但从语音看，蒲泥=符离。无论是作为漠北地名还是作为匈奴王号，蒲泥、符离都可以与突厥之附离（böri）、乌孙之拊离比定。由此象一道闪电划破长空，一个古怪的念头撞击着我的脑海：什么“‘不来’合声为‘狸’”，什么“‘不来’之所以能合声为‘狸’,是因为倒纽的原因”，全是奇谭！

“不来”一词是突厥语bars的音译，指虎豹之类的大型猛兽。苌弘是“以方术事周王”之贤士，在周王室大臣刘文公手下任大夫一职。《淮南子》载：“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高诱注：“数，历术也。”说明苌弘的主要任务是观测天象、推演历法、占卜凶吉，对周王室的出行起居、祭礼战事等事先预测，对自然变迁、天象变化进行预报和解释。孔子在齐久仰其名其才，于周敬王二年（前518）前往周国造访苌弘，求教韶乐与武乐之异同。周灵王(?―前545)时，诸侯不来朝拜，于是他叫苌弘将北方民族的图腾bars挂在箭靶子上射击，以泄仇恨。《国语·周语》曾记穆天子西狩犬戎，获4白狼。《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了同一件事：“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四白狼”则可能与犬戎的狼图腾有关，这表明在周王朝第5位帝王穆王时，北方就有以白狼作图腾的民族。

böri见于《阙特勤碑》东面第12行和《毗伽可汗碑》北面第13行，两处都是形容骨咄禄初起兵时突厥士兵勇猛善战，böri teg，“如狼一样”。

《周书·突厥传》记突厥习俗制度曰：“旗纛之上，施金狼头。…盖本狼生，志不忘旧。”《新唐书·突厥传》有“牙门树金狼头纛”，《新唐书·回鹘传》回鹘“可汗恃其强，陈兵引（郭）子仪拜狼头纛而后见”等记载，则是对其狼图腾崇拜的真实写照。狼图腾文化在古代回鹘文史诗《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中亦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例如：我做了你们的可汗/你们拿起弓还有盾牌//让族标成为我们的福兆/让天狼作为我们的战斗口号//让铁矛多如森林/让野马在猎场奔驰/越过大海，越过大河//让太阳作旗帜，蓝天作庐帐。通读这一史诗后可发现，在乌古斯可汗的征战生涯中，始终有一只“苍毛苍鬃的大公狼”在大军前引路。苍狼停下，征战大军也就停下；苍狼前进，军队亦随之前进。这只会说话的狼引导着乌古斯大军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史诗中被神化且人格化了的苍狼显然与作为图腾的狼。

《通典·边防·突厥上》说突厥“有时置附邻可汗，附邻，狼名也，取其贪杀为称”。这就是说，突厥有以böri为可汗号的传统。隋代突厥有“步离可汗”，即《通典》所谓附邻可汗，突厥语作Böri Qaɣan；“置附邻可汗”，显然是对可汗的美称，比喻其勇猛如狼。böri能够作可汗号使用，也作普通的官号使用。《周书·突厥传》“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新唐书·突厥传上》亦记突厥“卫士曰附离”。唐代突厥有“步利设”，即Böri Šad。böri的性质都是官号。

《史记·大宛列传》：“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嗛肉蜚（飞）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班固在撰写《汉书·张骞传》时，作了更为详细的记述：“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翕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狼哺养弃婴之事，乍看起来近乎荒唐，但此事作为张骞亲耳所闻，且前后相隔时间并不久远；更重要的是张骞与猎骄靡为同时代人，并直接与猎骄靡打过交道，因而恐难说没有此事。

人类的婴幼儿被动物收养的记载屡见不鲜。自18世纪中叶以来，在罗马、瑞典、比利时、立陶宛、德国、荷兰、法国、肯尼亚、美国阿拉斯加州以及印度加尔各答东北的米德纳波尔镇、北方省亚格附近的森林中，拉克劳市的火车站等许多地方也都有发现，单是有案可考的就有30多例。其中有“狼孩”，亦有“熊孩”、“豹孩”、“猴孩”等。尤为著名的是1920年在印度加尔各答东北的米德纳波尔镇发现的两个女狼孩卡玛拉和阿玛拉以及在美国阿拉斯加的安克拉治镇发现的女狼孩摩莉。摩莉后为一对英国夫妇领养。卡玛拉和阿玛拉没过几年便相继去世，而摩莉不仅活至成年，成长为一个美丽女郎，且每年还都要赶回美国去探望曾哺养过她的狼群。

在古代罗马史中，就有罗马建国者罗缪鲁斯（Romulus）与雷末斯（Remus）婴幼时被弃于泰伯河（Tiber·R）中，后为牝狼所救并收养的记载。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前559-前530在位）的养母叫斯帕科，在米提亚语中是“母狼”的意思，因此日后有传说称居鲁士童年曾得到母狼的哺育。无独有偶，野兽哺养弃婴之事并非仅限于此。突厥碑铭《阙特勤碑》东面顶部还雕刻有一只母狼，其腹下刻有一个小孩，说明在东方草原上，也有与罗马神话近似的传说，只是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流传下来。

可见，狼哺养弃婴之事并非发生在一时一地，且所哺养的孩子均为从婴幼时期开始的。据《史记》、《汉书》有关记载看，猎骄靡在刚诞生不久即为狼所哺养，且很快又为傅父布就持归匈奴，因而对其生理、心理的正常发育并不会有什么影响。据此，狼哺养猎骄靡之事并非无稽之谈，而确为实事。它虽带有较大的偶然性，但与草原文化、古代游牧民众的文化心态，以及乌孙人渴望摆脱匈奴统治的现实却是相适应的。因此，能广为流传，并进而生发为一种经久不衰的文化也就不足为怪了。

乌孙乌就屠有一个儿子叫拊离，《汉书》记乌孙史事，有“小昆弥乌就屠死，子拊离代立，为弟日贰所杀”，拊离即böri之音译。以狼为人名，正是崇狼心理之正常反映。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狼图腾不可能也并未因乌孙国的衰落、消亡而消失，相反，却为这一地区的人民保留了下来。经过数百年的社会遗传，以至于最终形成了如《周书》等所录之神话。

公元前625年，秦伐晋，战于彭衙（今陕西白水县东北），晋将狼瞫率领人马首先冲进秦阵，打乱对方阵势，大军掩杀，秦军溃散（《左传·文公二年》）。这位晋将的姓氏好生奇怪，说不定就是拊离（böri）的意译（晋人多以食邑为氏）。这个狼瞫就是文献里游牧民族首领以狼（böri）为名的最早例证。

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的《突厥语大词典》记载，突厥人听到有新生儿时，不问“生男孩或女孩”，而问“生的是狼还是狐”。这一习俗至今仍保留在维吾尔等民族中间。用狼来指称男孩，比喻其勇敢，显然与狼图腾文化有关。在17世纪中亚史家阿不勒哈孜（Abu’l Ghazi Baghadur）的《突厥世系》（Sajara’i Turki）一书中，曾有狼将陷于绝境中的众人带至水草丰茂、天堂般美妙草原的记载。维吾尔民间亦流传着苍狼为救一位姑娘而赶走了妖怪的故事。至今，在维吾尔等民族的日常生活中仍保留有许多崇尚狼的习俗。如远行时将狼骨带在身上作为护身符；产妇分娩后躺在新剥下来的狼皮上；将狼的踝骨挂在婴儿摇篮上用以避邪并希望婴儿能成长为勇敢的人；在木勺、乐器等器物上雕刻狼头等。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452)，《宋书》记“字佛狸”，《南齐书》亦作“字佛狸”，《魏书》作“字佛釐”，这里所谓的“字”，并非华夏传统意义上的表字。北族本无取字之俗，其实都是他们的鲜卑本名的汉文音译。值得注意的是，《宋书》中有几处涉及这个名字时，也有作“佛狸伐”和“狸伐”的，佛狸、狸伐应当都是佛狸伐的省略形式。佛狸伐包含了官号与官称两个部分：佛狸是官号，伐（bäg或beg）是官称。“佛狸”或“佛釐”可与汉文史籍中的“附离”、突厥语文献中的böri对应起来。

依靠叱奴氏的部族称号，我们知道拓跋集团内部有以狼为官号的部族；凭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鲜卑本名“佛狸伐”，我们更了解了拓跋集团的核心部族，也曾经以狼为官号。《魏书·太祖道武帝纪》还提到“贺兰部帅附力眷”，“附力眷”这个名字，可能也是由“附力”与“眷”两个部分组成的，诚如是，则附力也应当是böri的异译。类似的古姓有“把利”（党项氏族，见《唐书》）、“拨略”（《魏书·官氏志》）、“拔略”（《魏书·官氏志》），“拨略”、“拔略”，后同改苏姓，说明它们原为一姓，只是汉字写法不同而已。

蒙古人也用此作名。蒙古乞颜主儿乞氏有个人叫播里（《元朝秘史》作不里），在斡难河宴会上砍伤了成吉思汗之弟别里古台的肩膀。察合台之孙亦名不里（《元史·宪宗纪》作孛里），这都是以突厥语作名的例子，说明蒙古人在使用本族语言的同时，也使用突厥语。

《汉书•西域传》载有蒲犂国，即今之塔什库尔干。《汉书•西域传上》：“蒲犁、依耐、无雷国，皆西夜种也。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汉代的蒲犁为“与胡异”的“羌氐行国”，可能就是羌化的北族狼部落。

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184页记载：“当王汗被抓住杀死时，王汗的儿子鲜昆逃出。他经过蒙古地区无水原野边界上的一个名叫亦失黑-巴剌合孙的村子，逃到了波黎吐蕃（būrī-tbbt）地区。他洗劫了那些地区的一部分地方，在那里住了一段时期，大肆蹂躏。吐蕃的部落和居民们集合起来，将他包围在一个地方，要抓住他。[但]他于战败后安全地从那里突围，从那些部落手中逃脱出来。他逃到了忽炭和可失哈儿境内的一个名叫曲薛居-彻儿哥失蔑（kūsātū-čārkāšmeh，《亲征录》作曲先居彻儿哥思蛮之地；曲先是蒙古人对龟兹的称呼）的地方。当地异密和长官，合剌赤（qalaǰ）部的一个异密乞里赤-合剌将他抓住杀死了。…客列亦惕部君主的结局就是如此，这个家族的王统就这样中断了。”

柏郎嘉宾《蒙古行纪》第5章也提到波黎吐蕃：“成吉思汗令他的另一个儿子统率一支大军进攻印度人（Indiens），他征服了小印度，那里居住有被称作埃塞俄比亚人的黑萨拉森人。然后，这支远征军又长驱直入地前往进攻定居于大印度的基督教徒。…这支蒙古军队在回师途中来到了波黎吐蕃（Burithabet），并且用武力征服了这一地区的居民。”柏郎嘉宾于1245年奉英诺森四世（Innocent Ⅳ）教皇之令而出使蒙古，1245年8月24日在哈剌和林（Karakorum）参加贵由（Güyük）大汗的登基典礼。柏郎嘉宾明确提到蒙古人征服波黎吐蕃发生在成吉思汗时期。

波黎吐蕃（būrī-tbbt）指从蒲犁（塔什库尔干）到吐蕃这一片地域。大小勃律都属于这片地域。勃律， 克什米尔北部印度河流域上游地区的古国，藏文文献中作Bru-zha或Bru-sha。从东晋智猛的《游行外国传》﹑北魏宋云的《宋云行记》和惠生的《行记》到唐代著述，先后有波伦﹑钵卢勒﹑钵露勒﹑钵露罗﹑钵罗﹑勃律等不同译名。7世纪初，为吐蕃击破，分裂成为大勃律和小勃律两个国家，留居原地者大勃律，向西北迁移至今吉尔吉特（Gilgit）地方的称为小勃律。小勃律曾受唐朝管辖。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又迦葉弥罗国西北，隔山七日程，至小勃律国。此属汉国所管。衣著人风，饮食言音，与大勃律相似。著氎衫及靴。剪其鬚髪，头上缠叠布一条。”吐蕃占领大勃律后，更有大量军队和随军人员进入该地，使得该地的宗教文化和吐蕃本部更为趋同。据语言学家的调查和分析，今天的巴尔蒂语属藏语西部分支，保留了许多古藏语的因素，但也受到了波斯语、阿拉伯语、希纳语、布鲁沙斯基语、乌尔都语等多种语言的影响。

美国学者卜弼德（P.Boodberg）对中国史籍中böri一词的各种音译作了系统的研究，指出从匈奴、乌孙到突厥，böri一词曾被广泛使用，因此böri不仅仅是一个突厥语词汇，还是内亚及中亚许多民族语言中共有的词汇（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 Boodberg, compiled by Alvin P. Coh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eter B.Goldon引证语言学家的研究，认为böri是一个源自伊朗语的突厥语借词（Wolves,Dogs and Qipčaq Religion，1997）。

《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内容简介

本文为其新作《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第四编《狄：天之骄子》之一部分。即便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对象，若是拉近距离在显微镜下观看，都会发现它那难以置信的美丽。作者选取近千个语言化石作研究对象，将语言学知识放在民族学、民俗学中审视，以音求义，把一般无法企及的历史深处景象，清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一书在手，远古大东亚历史，洞若观火。本书提出的结论不必是唯一答案，但它却提供了一个研究世界上古史的全新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