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到底写什么（之一）

在无争议的现存“四记”中，“闺房记乐”叙述作者夫妇二人浪漫温馨的婚前、婚后生活，“闲情记趣”描写作者的童年记忆，以及散淡闲适的业余爱好，“坎坷记愁”记录小夫妇遭人歧视和不事生产造成的穷愁潦倒，“浪游记快”则介绍作者的旅游见闻（这一记类似《徐霞客游记》，但所涉范围窄小些，描述则细致生动些，可读性更强）。书中含有清乾隆、嘉庆时中国江、浙、粤一带大量的风土人情描绘。

        闺房中的呢喃细语，夫妇间的柔情蜜意，尤在旧中国，本属秘而不宣。可人类天性，对于各种人物的日常生活细节，读者多乐于了解，这点中西皆然。这本自传又写得缠绵悱恻、清静淡泊、自得其乐、见闻丰富，语调平和，极是耐读。

林语堂先生的英语也是极为地道，流畅自然。英、汉对比读来，饶有兴味。

至于语言，这部自传性作品用了晚期文言和早期白话的混合体，娓娓道来；常常诗意盎然，偶而文白掺杂[1] ，整体优美浪漫，读起来显得温馨、轻松、淡泊、空灵，似乎可以一扫读者身边的烟火气和心中的戾气。

作者与世无争，得过且过，怡然自得。

对此，想必多半读者都会有同感。

沈复的夫人芸更是温柔而贤淑，洒脱而率真，更兼有几分豪侠气概，与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有得一比（当然，鲍西娅会害人，害异族异教徒；而芸从不害人，只是逆来顺受地被人害）。沈复夫妇与贾宝玉和林黛玉也可一比，已有人将沈复比作贾宝玉，将陈芸比作林黛玉。诚然，宝黛是实打实的皇亲国戚，出身贵不可言，而沈复夫妇只是贫贱文人的后代，又兼不断没落。

宝玉的诗接近上流，风花雪月，美女环绕，只是全无生存能力，一旦失去他人施舍，唯有等死，寄生虫而已；沈复亦喜风花雪月，也追求美女美景，也常作诗联句，虽说诗作一般，而且基本传不下来，他倒是拥有最基本的求生能力，断断续续地作师爷、卖字画，一时且死不了。实际据考证他后来又活了多年。

黛玉的诗据《红楼梦》描写已臻化境，而陈芸作诗刚刚启蒙，一次只能想出一句，黛玉就像一只冰雪蝴蝶，一触即碎，而陈芸忍辱负重，不仅能照顾自己，且能兼及他人，陈芸还有一点比黛玉强，就是不顾死活地追求接触外部世界、企图掌握自己命运；宝、黛是满身仙气，终究还得归天，沈复、陈芸都是凡人，对于社会压迫无力对抗。尤其沈复的不知所终，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宝玉的飘然出世。

林语堂先生喜欢这书，也喜欢书中描写的芸，如他在“译者序”中说：“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

不止如此。其他国学大师，如陈寅恪、俞平伯、钱钟书等，对本书的评价都很高。正像费穆改编《浮生六记》为话剧时有云：“乐未央而愁已至，人不老而恨早生，情难了而人已逝，‘浮生滋味’，百感交集，尽在其中。”

其实，费穆上面这话，对于该怎么理解《浮生六记》，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很好的方向（很多人没有读出这个味道）。

另外，这书还好在没有矫揉造作，没有虚伪文饰，说出来的都是真情实感，肺腑之言，自然感人至深。

但沈复要在这书中真正说什么，仍然还是一个问题。

林语堂先生之喜欢芸，是不是出自传统的男尊女卑痼疾？是否有违流行已久的女权主义潮流？他欣赏芸，有否可能是因为芸善解人意、小鸟依人、举案齐眉？其小小的叛逆显得淘气可爱，将风情、才情俱佳的女子收入囊中是否让男子感到自尊心的满足？无论如何，在温良恭谨的同时又能时时闹点诙谐淘气也是够撩人情思的了。

每个人的阅读感想我们都无由得知。

我们可见的是，芸的智力、能力都比其夫沈复高很多。

当然，我们不该拿今天的标准来评判《浮生六记》，我们也不能拿今天的标准去评判林语堂（1895-1976）先生的观点。

可芸又为什么屡屡受难，竟至于死无葬身之地？[2]

网上有不少分析评论。

比如有位网友“卧猫”所说：“这是封建礼教对她的伤害，是愚昧顽固给她的不公。”还有“桃核儿919”认为：“芸娘操心为公公找小妾，结怨婆婆；芸娘好心为小叔作担保，开罪公公；芸娘为老公寻妾侍，气死自己”，说她只为别人活，牺牲了自己。这些意见自然都有他们的道理。

说起来，陈芸非得跑出去抛头露面，哪怕经过乔装打扮，她又与妓女结盟，那有点惊世骇俗，她还跑到花船上去喝花酒（尽管有丈夫陪同），那更加肆无忌惮；这些行为，按照当时那个社会认识，都属于离经叛道，不守妇道，伤风败俗，难免遭到社会鄙视。除此之外，还有公婆的偏见、小叔子的陷害、势力小人的排挤，等等，这些都在沈复、陈芸夫妇的悲惨遭遇当中起了作用。

按照林语堂先生的意见，《浮生六记》写的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还有“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和“尘俗之压迫与人身之痛苦”，此外“兼谈生活艺术，闲情逸趣，山水景色，文评艺评等”。林先生说：沈复、陈芸“他们太驯良了”，又“遭神明的忌”，当时的社会上还存在“爱美的天性与这现实的冲突”。至于出版这本译文的外研社“出版说明”的意见是：陈芸“因为不世故不设防而经历种种坎坷的生活风波，最终英年早逝。”

论及《浮生六记》写作目的的名人大家当然不止林语堂，但是本文也没有再花力气去考证，因为对于该书的理解大抵如此。

其实对于沈复在《浮生六记》中揭示出来的冲突纠葛，以及他和陈芸之所以遭遇如此，沈复自己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通过散在全篇的淡淡叙述，清晰可见，作者先是怀才不遇：诗、画兼治，却科考无果；他求职艰难，作师爷频频改换门庭难以为继，以至无力养家，只能靠卖画、告贷困顿度日；同时，他又不见容于父母，迭遭驱逐，又被褫夺家产继承权，终致爱妻芸死于贫病交加，作者的痛彻心肺、愤懑满怀跃然纸上：“绵绵此恨，曷其有极！”[3]

也就是说，极度的痛苦，哪有尽头？

那个家庭、那个世界，明显对他不太友好，这一点必须承认。

但也无可否认，作者本人也无意否认：无论对于爱妻的救治或是对于子女的生存，他做出的努力是不够的。其实他几乎没有努力。

与中国常见世人相比，他的努力远远不够。

他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名声乃至收入，也是全都没当回事。

这是为什么呢？

弄清这一点，应该是对于理解此书很有关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