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是一种时代症候

——《疯癫与文明》第七章《大恐惧》阅读要点

     “在他开始说话之前，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双手举到前额，然后他恢复了平静，对我说：你知道，我既无知又疯狂，既傲慢又懒惰。”——狄德罗《拉摩的侄子》（p185）

P187

在18世纪中期的几年间，突然产生了一种恐惧。这种恐棋是从医学角度产生的，但主要是因一种道德神话而得以传播——监狱热病。于是，人们以往试图用禁闭来排除的邪恶重新出现了……这种邪恶既是物质的，又是道德的，而且正是在这种双重性中包含着侵蚀和恐吓的混合力量。

P189当时的风暴中心之一：比塞特尔.

1780年，整个巴黎流行一种传染病。其根源被归咎于总医院的传染病。甚至有人要焚毁比塞特尔的建筑。

这里提醒一下，就在这一时期前人们认为乡间空气具有道德的和医学价值（既有益于身体健康，又能振作精神）。由此便可以理解医院、监狱和禁闭所的腐败空气包含全部相反的意义。

P204注释：米拉波《一个英国人的游记》

“我和其他人一样早已知道，比塞特尔既是医院，又是监狱。但我不知道，建立这所医院的目的是滋生疾病，建立这座监狱的目的是滋生罪恶。”

P191

在道德污染和肉体污染的混合体中，古老的意象凭借着18世纪人们所熟悉的“不洁”这一象征的意义，重新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正是这些意象的复活，而不是知识的改进，使非理性最终与医学思想相遇。

人们通过边清理边组建的方式，努力改善禁闭所的通风条件，“控制邪恶的扩散”——体现道德与医学的合谋。

P194

虐待狂（Sadism）不是终于给和同样古老的一种习俗起的名字。它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只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并构成西方想像力的一个最重大转变：通过本能欲望的无限放纵，非理性转变为心灵的指妄、欲望的疯癫，以及爱与死的疯狂对话。非理性被禁闭、被封住声音达一个世纪之久。当它重新出现时，它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一种意象，也不再是一个形象，而是一种语言和一种欲望。正是在这个时候，虐待狂出现了。

【解读：福柯认为，所谓性虐待狂等“性变态”话语，也是在此时形成的，它诞生于禁闭之中。萨德便是最好的例子】

http://s15/middle/6ea8d8b3079284240d88e&690【唐纳蒂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德·萨德，萨德侯爵：是一位法国贵族和一系列色情和哲学书籍的作者。】

http://s5/middle/6ea8d8b34bb929c1f4044&690

【萨德的全部作品都被要塞、囚室、地窖、修道院和无法接近的孤岛等意象笼罩着】

P195

在18世纪下半叶的焦虑情绪中，对疯癫的恐惧是与对非理性的恐惧同时增强的。因此两种相互依赖的烦恼不断地相互强化。

梯索甚至说，“如果说神经疾病过去式很少见的，那么今天则是最常见的疾病”。“疯癫的威胁成为该世纪的一个紧迫问题。”（p196）

福柯进一步分析在当时普遍的文化心理中，非理性与疯癫如何回归，如何勾连：

P196

如果说非理性的回归表现为大规模的重现，不受时间制约而自我继承，那么疯癫意识则伴有某种对现代性的分析，因而从一开始就把这种意识置于时代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在非理性意识和疯癫意识二者分道扬镳的过程中，我们在18世纪末看到一个决定性的起点：一方面，非理性由此继续前进，借助行尔德林、奈瓦尔（Nerval）和尼采而愈益向时间的根源深入，非理性因此而成为这个世界的不合时宜的“切分音”；另一方面，对疯癫的认识则力求把时间更准确地置于自然和历史的发展中。正是在这一时期之后，非理性的时间和疯癫的时间就具有了两个相反的向量。一个是无条件的回归，绝对的下沉；另一个则相反，是按照历史时序而发展。

P 204注释进一步解释：在19世纪的进化论看来，疯癫是一种回归，沿着时序的路线；它不是时间的绝对瓦解。这是时间倒转的问题，而不是严格的重复问题。精神分析学试图重新考虑疯癫和非理性，但自己也面临时间问题；固恋、死亡愿望、集团无意识、原型等概念确定了两种时间结构的异质性：既适用于非理性体验及其包含的知识，又适用于对疯癫的认识及其认可的科学。

P196~202

L、疯癫与自由。从环境气候、财富过剩、宗教信仰过于自由、从商的自私和妒忌心、下层妇女的放荡等方面探索了疯癫普遍流行的社会心理因素。特别引用斯普尔兹海姆在《疯癫观察报告》中对“商业自由”的分析：

商业应由使人的思想永远不能接近真理，使人的本性必然陷于矛盾．使人的时间脱离四季的变化，使人的欲望屈从于利益的法则。总之，这种又由不是使人拥有自己，而是不断地使人疏离自己的本质和自己的世界。它使人迷恋于他人和金钱的纯粹外表，沉溺于不可自拔的感情和未满足的欲望。商业状态的自由，就是人与他从中认识自我的那个世界的幸福之间、人与他从中发现真理的自然之间的“环境”。正是因为如此，它是疯癫的决定因素。

●涉及的时代背景：肖像复兴运动、“神圣同盟”、专制君主制复辟

    福柯对这种分析作出评价：

这种分析的价值不在于它对自由的批判，而在于它使用了一个在斯普尔兹海姆看来意味着“非正常环境”的观念——疯癫的心理和生理机制在这种环境中受到纵容和得以强化和扩展。（p198）——【注意到社会大环境、大潮流之下对个体心理的某些性质变化的影响】

2．疯癫、宗教与时代。

宗教信仰提供了一种意象画面，一种有利于各种幻觉和格妄的太虚幻境。

在默森看来，宗教是人与罪过之间和人与惩罚之间的一种中介。它表现为一种权威性综合形式，通过施加惩罚来抑制犯罪；反之，如果宗教放松控制，仅仅维持良心忏悔、精神苦行的理想方式，它就会直接导致疯癫。只有始终如一的宗教环境才能使人避免以各种潜越的极度请妄形式出现的精神错乱。……这是一个充满游手好闲和悔恨的环境，人的心灵完全陷于焦虑不安，放纵的感情听任时间日复一日地虚耗；最终，疯癫可以恣意妄为了。

3、疯癫、文明与感受力。

文明构成了有利于疯癫发展的环境。

书斋生活，完全陷于抽象思辨，劳心不劳力，这些会产生极其灾难性的后果。“读书人的脑子首先硬化，使他们常常变得无法连贯地思维。”其结果必然是痴呆症。知识变得越抽象复杂，产生疯癫的危险性就越大。

知识就在感觉周围组成了一种抽象关系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人有可能失去生理快感，而这种生理快感通常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媒介。毫无疑问，知识在激增，但是，它的代价也随之增大。谁能断定今天聪明人比以前更多了呢？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断定的：“当今有更多的人患有智力病症。”这种知识环境的发展比知识本身更迅速。

不仅知识在使人脱离感官，而且感受力本身也在使人脱离感官。感受力不再受大自然运动的控制，而是受各种习惯、各种社会生活的要求的控制。

P203 总结：

在18世纪，人们围绕着对疯癫及其传播的危险的意识，通过缓慢而零碎的方式，逐渐形成一套新的概念体系。在16世纪，疯癫被安置在非理性的画面上。在这种画面上，疯癫掩盖着某种模糊的道德意义和根源。它的神秘性使它与原罪发生了联系。……在18世纪下半叶，疯癫不再被视为使人更接近于某种原始的堕落或某种模糊存在的兽性的东西。相反，它被置于人在考虑自身、考虑他的世界以及考虑大自然所直接提供的一切东西时所划定的距离。在人与自己的情感、与时间、与他者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的环境里，疯癫有可能发生了，因为在人的生活及发展中一切都是与自然本性的一种决裂。疯癫不再属于自然秩序，也不属于原始堕落，而是属于一件新秩序。在这种新秩序中，人们开始有一种对历史的预感。而且在这种新秩序中，通过一种模糊的生成关系，形成了医生所说的精神错乱和哲学家所说的异化。不论人处于二者中任何一种状态，都会败坏自己的真正本性。但是，自19世纪黑格尔之后，这二者之间很快就毫无相似之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