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说“客家”人是从北方南迁的“人客”。长大以后，对这既为“客”又是“家”的名字产生过不少疑惑。就字面来看，客家有“客居他乡而以为家”的意思。闽南人和客家人是中国两个比较喜欢“流浪”的族群，前者容易把他乡作故乡，后者总是四处为客。虽然客家人给人来自外地的感觉，但他们有“客家”这个共同的名字做纽带，所以不管走到哪里，子子孙孙大都说客家话，以客家话为母语。自诩客家正宗的梅州人，称海陆丰客家人为“福佬客”，而福佬人则称之为“半山客” 。可见他们的客家话多少掺入了福佬话，而风俗习惯又亦客亦闽，介于客闽两大民系之间。
       第一次去陆河，很惊诧于每家每户大门口上，都挂着一块牌匾，听说那是各个家族的“堂号”，大约相当于闽南人的姓氏楹联。很久以前，北方移民进入长江流域，大家混居一起，为了便于区别，人们各自在家门口标上故乡地名。比如来自颖川的，就写上“颖川楼”。从东海来的，就写“东海楼”，祖籍南阳，就写“南阳楼”等等。这各家标明堂号的风气，居然在客家人中延袭下来。但并不是所有的堂号都是说明这个姓氏的发源地，也有很多是用祖先的一些美德做堂号，激励后人。比如张姓的堂号是“百忍楼”，据说唐朝有个皇帝祭祖归来，听说当地有位叫张公艺的老翁七世同堂，就去请教老人用什么方法使家人和睦，老人挥笔一连写了一百个忍字，这就是“百忍楼”的来历。
       说到移民潮的冲击，恐怕没有哪个城市比得上深圳，这里的“暂住人口”比“常住人口”要多得多，北边来的人在深圳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谁在深圳说粤语，反倒成了“外地人”。所以有人戏称深圳是中国最南方的北方城市。历史有时何其相似！宋代的户口制度，就有“主籍”和“客籍”之分。主籍为原住民，客籍自然是以移民身份入籍者。由于北方蛮族的入侵，宋代移民风潮颇盛，好多州县的移民人口都远超土著。江淮先民因此纷纷迁往闽、粤蛮荒之地寻找世外桃源。为了便于管理，政府将户籍分为两种，佘、猺族等原住民为“主籍”，而北方移民编为“客籍”。这种主、客的区别，就是现在客家名称的起源。如果说客家人来自古代中原，那么中原黄河流域有人讲客话么？中国有九个省区分布有客家人，加上海外讲客家话的人口总共四千多万。然而中原是没有人讲客家话的，客家人的祖先来自闽西宁化石壁，不是直接来自中原，石壁是客人的中转站。海陆丰客家人的祖先，早在宋元之交就已进入粤东，比福佬人在明末清初的开基祖要来得更早。然而海陆丰客家先祖的生活既不安逸也不平静，由于山间地区容易成为盗贼土寇聚集地，官府力量又鞭长莫及，居民为求自保，必须习武自卫，并聚族而居，以达到团结自保的目的。      

       客家历来遵从“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宁卖祖宗坑，不卖祖宗声”的祖训，这句话在实践中并不容易。“梅县客”与“惠阳客”、“海陆客”是粤东使用人口最多的三大支系，他们有共同源头，如果将他们的差异打个比喻，梅县客与惠阳客是亲兄弟，而他俩与海陆客则是堂兄弟。海陆客的很多词语来自海陆丰福佬话，比如“地豆”（花生）、“无彩”（可惜）、“惯势”（习惯）、“等路”（哄孩子的糖果）等。海陆客在汕尾属于弱势方言，在海陆丰闽南话大环境中，客家话一般只在客家方言区内通行，但并未因其使用人口较少而减弱其交际作用。海丰公平是个闽语的集镇，但逢集市时由于有大批客家人来赶集，促使福佬人也学会客家话。在海陆丰本土，闽客的地位平等且相互影响和渗透。福佬话里的“掌牛”（放牛）、“猫牯”（公猫）就是客话的借词。
       除了在本土陆河，海陆客最大的聚居地是台湾，是仅次于梅州四县客的台湾第二大客家方言。海陆丰客家人大规模移民台湾是在康熙中叶，清政府平定台湾后，为避免台湾再度成为汉人的反清基地，曾极力限制大陆人民渡台，到康熙末年台湾发生了朱一贵起义，凤山等地的客家人因协助清廷剿灭起义军有功，对粤籍人士渡台的限制才开始放宽。他们从陆丰沿海的小港口坐帆船赴台，或走路到汕头再坐船去台湾，到清末民初，赴台人口已达二十多万，集中在台湾北部的桃园和新竹两县。相对于本土的海陆客，台湾的情况要严竣得多，由于国语教育的独占，和闽南人口的强势，台湾客家话已日渐式微，20岁以下的客家子弟，在学校说国语，外出讲闽南话，连回到家里也不说母语了。

        方言的变化就象河流的变迁，河道经过岁月沉淀，因淤积而改道，而后又渐渐变宽、变直、损毁，或出现新的分支。地域文化经过岁月无情的冲刷，很多历史被掩盖在尘埃之下，方言或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弥足珍贵的线索，去探寻那些迷雾掩盖下的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