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上海集钞市场上曾出现过一批“中央银行加盖藏文的军用票”。所谓军用票系以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由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刷的中央银行壹元、伍元、拾元、伍拾元、壹百元的五种面额钞票、在正背两面加盖红色或黑色的两行西藏文字而成。当时集钞藏家、不惜花高价、竞相争购、以能获得整套的“军用票”为快。也就在同一时期里，有钱万能其人，化名“暗生”编写的《邮钞快讯》创刊号揭露刘行方代销伪加盖藏文军用票和加盖重庆地名的钞票，（快讯称加盖缅甸文实为藏文）进行诈骗牟利的黑幕。孰真孰假，当时无法弄清、谁也不会去弄清，而得此军用票的藏家仍视作珍品。

据1979年台湾省台北市集币协会《集币》创刊号对此军用票的简述：“中国于抗日战争艰苦奋斗八年、因币制统一、未发行军钞，惟闻于三十一年(1942年)参加盟军并肩作战，远征军在缅甸作战时，曾将中央银行二十五华德路印刷的钞票，加盖藏文于该地通行，嗣因地域关系，未能协调妥善，乃携回销毁云云”。近又见1982年5月台湾省出版丁张弓良著《中国军用钞票史略》，也有内容类同的介绍，并说：上海集钞专家钱万能先生所著《中央银行钞票专集》一书中，认为中国券于外国作战时通行、尚属创举等云。

加盖藏文军用票，既见之于集钞专家所著《中央银行钞票专集》，又有著名收藏家视作珍品载文于钱币刊物。为了揭开加盖藏文军用票真伪之谜，笔者将历年来收存的面额伍拾元加盖藏文军用票和加盖重庆地名的钞票四张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其号码从C/H160112L至C/H60690L，相差578个号码，属于同字头千位数内，但却有四种不同的加盖。

第一种，C/H160112L加盖重庆地名。

第二种，C/H160617.L加盖重庆地名，但字体倒盖。

第三种，C/H160636L加盖“中央银行”和“五拾元”藏文，但藏文倒盖。

第四种，C/H160690L加盖“中央银行”和“五拾元”藏文。

其中：第二与第三、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加盖票，竟在同一字头中出现，号码相差仅十九号，第三与第四同为加盖藏文，但相差五十四号却出现正盖与倒盖。

利用已经停止流通的钞票，经过加盖另一发行银行名称，继续流通使用，过去不乏其例，如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中央银行曾将已取消发行的中国实业，中国农工两银行的壹元券和四明银行的伍元券，改印中央银行行名，继续流通使用。但利用加印的钞票都为尚未投放使用的成捆新钞，其字头相同，号码应是顺序。仅据笔者所收存的四张面额伍拾元，同一字头，千位数内的钞票分析，竟出现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加盖票和两种错版，显然这是解放前，专营钱币买卖的商人为了迎合集币者的好辟心理，进行臆造所惯用的一种伎俩。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确曾派出军队去缅甸境内与英美军队并肩抵抗入侵的日本军国主义，一部分军队还转至印度受训，缅甸当时属英联邦地区、主要通用的货币为印度卢比，据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史迪威资料，“印度当局负责向中国军队提供卢比（为了军饷和就地购买之需）”。笔者还专访了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钱币司司长的戴铭礼同志，据云“抗战期间曾有发行军票之议，但并无见之于事实”。查中央银行历史档案也无此发行资料。

1942年国民党政府实际控制的地区仅四川、云南、贵州一带，军政费用支出浩繁，通货已趋膨胀，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当时发行了与法币比值为二十折一的“关金券”。法币一元折合关金券仅五分，如此面值与当时物价水平比，仅能作为辅币使用。而西藏历史上长期使用银币，一直到和平解放为止、仍然通用银币。且西藏与缅甸向无经济联系，缅甸有自己的文字，却以中央银行实际已经贬值的钞票加盖西藏文字作为军用票在缅甸境内流通，更是画蛇添足。

钱万能一面将“加盖藏文军用票”列入自己所著《中央银行钞票专集》 ,同时，又化名“暗生”在《邮钞快讯》揭发这是“想入非非专向集钞界敲诈撞骗的伪作券”也并非怪事，钱万能本人解放前即曾伪造，臆造过大量我国苏维埃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发行的普通和纪念邮票，进行撞骗，牟取暴利，有的臆造票远销国外，有的在解放后还被错误地作为革命文物展出，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事隔七十年，尽管当时只谋追求暴利的臆造者设想此事可能天衣无缝，但其存在的破绽必然会在历史事实面前得以证明，所谓“加盖藏文军用票”纯属某些钱币商人诈骗集币藏家钱财的臆造币。

【图/泉影  文/王松麟、郁祥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