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号文”（又称“ 新18号文”）是2000年“18号文”的升华，保持了政策的延续性。标旗集团总裁霍兆坤认为，“新18号文”继承了老“18号文”的精神，为中国的高新技术信息服务业提供了更美好的前景，为I C产业提供了更为宽松的政策，推动中国企业做大做强。从国发的4号文看，政策是站在整个产业和企业的角度考虑问题，充分考虑了政策对整个IT产业的拉动性，然而政策出台后存在着解读和执行的问题，这是企业最为关心的两个层面。

　　中国的软件发展， 形成了几大版块，以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四地为主，这四地整体的软件产业规模在2000亿左右， 他们在政策的需求上更加急切，而他们遇到的问题是政策最需要解决的。各地各个部门因为情况不同，可能包括试点，示范，政策研讨等一系列的活动。据霍兆坤介绍，目前还执行的是原来的“18号文”的政策，大家还在讨论“4号文”的政策执行的过程和保证手段，具体的例如像税务上的一些兑现政策，投融资行业的政策，都还没有执行。国家工业与信息化部，财政部税政司，发改委，商务部，包括两个大的行业协会--软件行业协会和半导体行业协会，都在这个领域进行政策的解读和讨论，企业最重视的还是政策的落实，都在期盼政府的第三方机构，能够尽快的把相关政策条款落实，企业可以更快的享受到一些实利。

　　加大集成电路产业扶持力度

　　“4号文”在政策内容上，全文共34条，其中与集成电路产业有关的政策达到29条。18号文全文中“软件”一词共计出现106次，“集成电路”一词仅出现24次；而在“4号文”中“软件”一词共出现 82次，而“集成电路”一词出现频次已增加到61次。新政策中集成电路产业地位的提升由此可见一斑。

　　霍兆坤认为，此次4号文中对集成电路和重大关键技术上的研发、突破、产业化和应用有一些重要的论述和定义。重点在I C方面，软件国产化，电子政务，信息处理服务也提到了比较好的一些政策条款。集成电路和重大关键技术的研发是知识产权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某个院士曾讲，每年中国进口的芯片，比从海外进口的石油的产值还要高。例如中国硬件的软件嵌入式部分，新的知识产权大部分是在国际公司手里，通过这一次的政策激励，研究与开发方面有相关论述，政策提出了大力支持软件和集成电路重大关键技术的研发，对知识产权的更新，有很大的支持。欧美的知识产权有些是有时间和区域限制的，去除这些区域限制，很快会实现产业化推广。

 其中的“进一步规范软件和集成电路市场秩序，加强反垄断工作，依法打击各种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可谓是非常及时也非常有针对性。在集成电路领域，外国企业的垄断和对市场的控制超出想象。并且因为产业的特性，垄断企业往往应用自己的平台和垄断优势，采取各种恶性手段，限制后进企业（也主要是中国企业）的进入。比如在手机的核心芯片-基带芯片领域，曾有外资企业超过90%的垄断，并且利用自己的垄断优势，以“断货”等各种手段威胁自己的客户不准采用竞争对手的芯片或者与自己没有合作关系的公司的配套芯片。而当国内芯片公司突破技术障碍和市场壁垒进入市场后，垄断的公司又用价格战等各种方式对国内公司进行打压，严重地影响了国内企业的发展。4号文的出台有望扭转目前我国大部分关键技术依赖于国外的现状。

　　未来软件的“去版权”趋势

　　关于政策中提及的进一步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探索建立长效机制方面。霍兆坤认为，从长远看软件版权在未来会趋于消亡。因为软件的发展是渐趋服务化。用户只关心终端环境如何，不会去了解软件终端服务器的配置情况，站在终端用户的角度来看，软件的版权就是一个黑盒子，他无需关心。运营商去购买一套就可以了，跟终端用户是没有什么太多关系的。微软曾经非常的强大，但如今Goolge已经成为它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甚至超越了它，同样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Facebook也超越了它，相信中国也将会有一批企业通过网络化的服务、运营和微软这样用版权政策进行市场化的企业进行对抗，甚至最终成为它的替代者。

　　针对政策中的开源代码方面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认为，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开源软件有可能发展成为主导软件趋势。因为过去PC时代是私有软件主导，源代码不开放，要买版权才能使用，但是到了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等，情况大为不同了。首先提供云计算服务的世界上著名的公司，可能90%左右的公司都是在开源软件之上运行。不过开软许可证（除AGPL外）并不要求提供Web服务的软件开放源代码，这些应用着的开源软件未必对外全部开源。第二，2010年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中，开放源码类已超过封闭源码类。第三，据Gartner预测，到2011年，至少80%的商业软件解决方案将包含实质性的开放软件。第四，数量远超PC的云端和物联网设备软件平台大多将基于开源软件。从这些趋势来看，应该重视开源软件，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里，应该重视运用开源软件，企业要融合进去，很好的运用开源软件，对它的贡献也要加强。

坤表示，支持开源代码，同样用户的版权问题将成为历史话题，就像现在我们谈一些老的网络框架一样，它已经进入了历史的博物馆，现在是中国做开源的最好时机，开源软件大行其道正好的时间，开源并不意味着不收费，服务的价值还是很大的，从软件服务业发展的如此之迅速来看，说明这种模式已经得到了社会公众的认可，霍兆坤说：“我相信知识产权是永恒存在的，但软件版权必将成为一个历史的话题，应用软件必将转变成服务的模式。”

　　霍兆坤总结，版权的退化，并没有影响知识产权的顺利转移。目前在国际上，第一种是大客户的授权，由大客户买断，像微软，苹果对鼠标知识产权的一次性买断，可以长期的使用或者保护，第二种是知识产权授权给研发的中小企业或者个人，他们是按次或者按需收费。以上这些都不是说知识产权就消亡了，事实上知识产权保护仍然存在，而且会变得更加重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知识产权保护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这缘于技术上的发展，同质化加剧，知识产权就会出现极度的相似性，根本性的区别越来越小，所以非常难以辨认知识产权。第二，知识产权分销后越来越难溯源。因为现在知识产权都是分装到芯片中，最后体现在芯片或者服务上，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溯源，需要进行芯片级的解析或者对照，如果没有特殊的调查手段，它的溯源过程会变得及其的漫长和复杂。因此说知识产权变得更加重要了。

　　软件外包的发展与国家信息安全

　　当记者在提到中国的软件外包的地位就如同在为别人打工一样时，霍兆坤表示，这种提法很中肯。软件外包与知识产权是矛盾的，因为软件外包会被界定，从研发环境到知识产权完全属于甲方所有，乙方不得在未来几年或未来某几个领域使用研发环境或研发成果，做其他的一些事情，都是的确有限定的。反观我国的软件服务外包发展的十年，企业做的大量的包都是欧美，韩国或者日本接过来的灰包（所谓灰包是含金量非常低，只做代码级别的开发，整体的咨询和后期的服务全是由欧美企业来垄断的）。做这个产业的人确实感觉像是打工。但政策开始启动国内内需市场的拉动，信息服务外包，应该是非常好的着眼点，因为这样中国的企业自己会去做咨询，拆包，服务，那么会由打工变成自己的一个产业。同时霍兆坤强调，要警惕一个现象，是目前为止国际型的公司，依靠设立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像IBM，HP等，利用它的名头来接包。而一些交通等涉及到国民经济的企业都是和IBM等签署合作协议的，并没有将包发给中国企业，但是IBM通过咨询解包，又转手给了国内的企业来做，这样实际上大钱让国际上的企业赚走了，中国企业依旧处在一个打工的阶段。

另外，发展软件外包对国民经济是很有利的。它是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中国有相当庞大的就业人口，每年有几百万的在校学生，这几年应届生就业也比较困难，这样一来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从各个部委的统计来讲应该不少于一百万的数字，极大的缓解了国内的就业问题。

　　第二对我们整个国内软件和信息服务的基础有很大的提升，因为之前大多企业都在仿，现在有信息服务业包括内在市场，及外在市场，企业就会对自己软件开发的流程，测试，代码，分装及其最后的打包，提交及后续的服务在整体质量上提升，整体质量上的提升会拉动产业。政府把服务外包包出来，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标旗集团在08年和各部委一起建立了国际软件联合体系，正是为了服务外包创造有利的条件，国际软件联合体系在国内有一百七十六家的相关的合作企业，国际软件联合体系在今年四月底的时候，在日本设立了一个株式会社，从事日本恢复重建的信息服务外包，计划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成立新加坡的分部，大力开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外包，在国内跟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外专局，几个区域政府正在探讨如何让企业和政府的外包大量的给企业发包，去做这样的产业的促进性工作，政策的促进是明显的，还需要大量的第三方机构和企业去参与。

　　霍兆坤强调，政策的出发点非常的好，但在执行的过程中一定要上升到一个高度，目前确实存在中国的内需市场依然被国外的企业所把持的状况，如果一直这样，中国的外包市场会变为欧美大型企业的一个后园子，说摘就摘，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因为被大企业外包出去会涉及到一个信息安全的问题，信息战是未来的主要战场，否则中国将毫无秘密可言。

　　对于软件的信息安全的重要性方面，倪光南说：“软件产业是否重要，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从本身提供的产值来讲，比如G D P关系也很大，实际中国软件业现在还是很弱，去年接近一万亿，一万亿也不太小，当然也不够大。但是另外一方面，从软件产业的战略地位来讲，就是信息安全问题，信息安全不单指信息安全，如果在金融领域就涉及金融安全，在交通领域就涉及交通安全，在能源领域就涉及能源安全，总之，软件涉及到国家安全。那么现在‘重硬轻软’的思想就要破除掉，你看是软件决定硬件还是硬件决定软件？软件硬件当然都有影响，但是总体来说，是软件决定硬件的行为，因为我们所有的硬件都是通过软件来控制的，硬件往往受软件的控制。

　　从安全的角度，为了保障国家信息安全，软件的战略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之一。在今天信息时代，如果一个国家的整个信息系统，整个社会的运行，都是依靠别国的软件在支撑，这是很大的问题。从G DP来看，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不一定太大。但当前是信息时代，不要忘了我们不是在18、19世纪，现在是21世纪，因此国家对我们提出了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目标，这些新一代信息技术也将是决定今后国家信息安全的技术，我们应该特别重视，软件的战略地位是最重要的。”

“4号文”的政策权衡了国家和企业的各方利益，必将为中国软件信息服务业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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