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去北京出差，飞机一如既往地误点，没赶上与朋友约好的饭局，到了宾馆就去附设的餐厅胡乱吃一点。

那家餐厅生意奇差，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客人，大堂里只有一位服务员。点了一只辣子鸡久久不见上菜，我从包里取出一本解闷的书随便翻翻。

“您是作家吧？”一声甜美的、带着敬意的提问传来。我抬头一看，问话的就是那位服务员。

我有点不知所措。在上海，问你是不是作家就像问你是不是乞丐一样没礼貌，我很久没有听人用那么尊重的态度提及这样一个发霉的行当。我当即笑着回答：“是啊。你怎么发现的？”我当然不是作家，但自认为能算一个文学中年，而且冒充作家又不是冒充企业家军事家相声表演艺术家，我一点都不觉得高抬自己。

“要不是作家，谁吃饭的时候还看书？”她笑着回答。点菜的那会儿我没正眼瞧她，现在仔细一打量感觉她还不错，以她们的行业标准看都称得上是个人才，眉眼过得去，体格也看得到曲线，马马虎虎地说，就是一个秋菊版的巩俐。

秋菊端来了饭菜。她站在边上看我吃饭，忽然问道：“您叫什么名字？”“毛尖。”我在自己的作家朋友里挑了个名气最大的，既然冒充作家，就不能让首都的草根女文青太失望。

“真的啊！您就是毛尖啊！您写的《大长今》太好看了。我每天都看，一集都没落下。”“电视剧吗？”我很久没有跟踪尖姐的创作动向，心里不太有底，含糊其辞地说：“一般性一般性。你还喜欢看电视剧？”

“电视剧电影我都爱看。上个月我还见到谢霆锋呢。您等会儿一定要和我说一说你们作家的事。对了，还要给我签名。”

飞机晚点、饭局失约的不愉快此刻一扫而空，我已经预见今晚会有点意思。我灵机一动，说：“我现在就给你签。”我拿起点菜用的圆珠笔，在她散发着辣子鸡丁香味的手心里留下我的房间号——这一招是从三毛的书里学来的，据说对付弱势群体的女青年普遍有效——“待会儿过来聊聊”。

“我一定来。我十点就下班。”

十点刚过，秋菊就来到了我的房间。她换了一身朴素的休闲装，进门带着一股刺鼻的香水味。香水肯定是廉价的，但说明她是认真的，她对作家是认真的。一时间，我为毛尖感到骄傲。

“秋……噢，对不起，有人说过你有点像巩俐吗？”一感动，我有些语无伦次。

“哪里有。我哪里能和巩俐比。”秋菊似乎并不吃这一套，很没坐相地斜倚在沙发上。突然她用上海话说：“侬是上海人伐？”

“啊……”我一惊。

“你其实不姓毛。毛尖是你的笔名。你不要慌，我到服务台去查过，我姐姐就在那里上班。”

“你是上海人？”我问，心里不太对劲。

秋菊的脸色略显暗淡：“我是宝山一女的。两年前来北京打工。”

“哦……”

“我没办法，妈妈脑瘫，爸爸脉管炎，我弟弟重症肌无力。”

“你说这些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今天晚上我全部听你的，不过，不过你要帮我。”

“我怎么帮你？”

“你要给我两千块钱。你们作家有钱的，没钱也住不起这么好的宾馆。”

顿时，悲愤之情涌上心头。我原来准备先和她聊一聊古今色情文学的区别，现在，我一点情绪都没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八百元人民币，这是我出差的零用钱。我抽出一张，把其余的都递给秋菊，留下的一百块我还要给自己买五毫克的中南海。

“你走吧。我没什么话说。我要休息了。”

秋菊飘然而去，留下一屋子的香水味。

我烦闷地打开电视，过气歌手陈昇正在台湾电视里聊天。他说他在四十岁的庆生派对上对自己说，过了四十要多攒点钱，想要艳遇，就去夜店花钱买。

(收录于新作《老而不死是为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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