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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坐忘与心斋

(2015-11-15 19:05:30)
分类: 炼己修行
在百度上看到,是这么解释的:

"坐忘",静坐的姿态,"忘"的状态,是一种用身心求正道的实有的生命状态,不是一种自我陶醉或麻醉。然而不是他忘完了,而是已经融入到血液里,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忘记并不见得是坏事,记得也不见得就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坐忘者,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也。行道而不见其行,"心不动故。""形都泯故。"以实现心灵之清净;以超越自我、回归生命为寄托来实践身心的超越境界、完美境界。很明显,庄子更喜欢后者,有人说这是艺术境界,也有说这是宗教境界。



坐忘是中国茶道中的一种法门,这个法门是中国道家的茶道理念。狗屁,坐忘啥时候变成茶道的境界了?卖茶的写的?)

不得不说,百度上充满了自以为是的解释,以及各种为了背后利益而曲解的软文。在没有古文熏陶的基础下的人们,很容易被引导上歧路。


《庄子》的原文是: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1]

“坐忘”就出自于此,要说“坐忘”还得先从庄子的思想谈起。

这里借颜回之口说出了庄子的心声,仿佛是他直接与儒家创始者孔子对话,但是这并不是儒家所真正关注的,相反,儒家所关注的更侧重于现实伦理政治,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子也讲治国,但方式不同,他说“爱国治民,能无为乎?”[2]

但是到了庄子则越来越有脱离有限现实或者说超越现实的倾向,他以为“帝王之业,圣人之余事。”[3]那么他的圣人理想又是怎么样的呢?

在《逍遥游》中提出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总体理念,还刻画了藐姑射之山的神人,即“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很明显这里具有了十分明显的宗教精神,特别是后来,他又在文中论述了高深的有道之人的形象,如在《大宗师》中有精彩而玄妙的描述,“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颡;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4]

这就是他心目中的道德高深之人,当然他的理想道人的刻画是传承了老子思想的,但庄子以文字阐释其真人形象,则直接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道是可学的,道具有可把握性,其主旨还是劝并教世人修道以及解脱的方法。

他的超越方法在《庄子》一书中有所透露,除了让世人明白世界以及人间的本质之外,还提供了具体的超越方法即“心斋”与“坐忘”。

庄子行的是道家法则,追求的是养生主与逍遥游。坐忘便是逍遥游的手段。放下一切的身体束缚,在松静之中忘却自己的存在,精神欢快的遨游于九天之中,这才是真正的坐忘。因此坐忘是一门静坐的法门,世间文人不明所以,不行静坐,便有眼不识泰山,不明白何谓坐忘。

哲学家思想天马行空,只要不会静坐,变称不上坐忘。坐忘的那种状态,只有真正能够把心沉下来的人才能知道。知道了也不会到处宣扬,宣扬了也不会让人理解。这就是老子所称的“上士闻道,勤而习之。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坐忘是忘却自己形体的存在,与宇宙自然融合在一起,从而感悟天地。这是锻炼自己身心的一种方法。但是并不是说,修了这种方法,就逃避现实了。根本是两码事情。只有胡说八道的人才会把坐忘当做是逃避现实的手段。
因此,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你只有做了才可以真正了解它,知行合一,才是读书人应该做的。


“坐忘”理念发展到现在,我以为有三个层面,其一就是养生方面;其二即思维方式;其三是哲学层面其实这三个方面是合三为一的,根本不分彼此,不分先后。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对养生的界定与认识。张长安在《习气功之实益》说道:

养生,练功唤做天道,日为逆行;……逆行者,则为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练虚还无,有日练虚还道。其是说,人从无从虚而来,故应回到虚无以合自然之道。谓此,是日物的演变、升化的,故虚中存至实,无中存之有。因而,儒家把这种升化结果叫做“超凡入圣”,道家日此谓“羽化成仙”,释家日此谓“涅槃成佛”,歧黄日此谓“真人”。[12]

从这里看,他的解释似乎在说,养生为天道,天道到底是什么呢?又称为逆行,那么逆行会不会违反顺其自然的审美与修道原则呢?其实本篇文字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如果你还是不懂,请阅读百遍。依旧不懂的话,拜我门下,我自然传授与你。

在养生层面上,道家之坐忘法与禅宗之静法,有着非常大的区别,用现代的观点根本就不能理解。要想理解,只有反复理解古人的思想,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看问题。


思维方式

这种状态蕴涵了一种神秘体验,在老子中有提及,但是,但是老子后来又回到了现实伦理层面,这与庄子是不同的。后世道家以及各派学人论述很多,静坐修道的境界很深。实际上,“心斋”也是融汇在“坐忘”里的,或说,心斋是开始的一个方法,而坐忘则是修养有成的境界。值得一提的是,坐忘状态与柏格森所说的绵延有关,即当进入坐忘状态时,心理时间可能已经消失。

如何获得直觉能力,古旻升在《博格森的“直觉主义”之研究》中说:“直觉是艰苦的劳动,它需要意志的努力。只有使人的心灵从理性思维的习惯方向扭转过来,超出感性经验、理性认识和实践的范围之外,抛弃一切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形式,甚至不用任何语言符号,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一切固定、僵滞的认识的可能性。由于形而上学必须使用直觉的方法才能达到绝对实在。”[15]

这与东方道家的坐忘、禅宗是十分相似的,比如忘“仁义”与“礼乐”,超越具体的知识与各种技巧等,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神秘体验与能力,这就与直觉有关,而实际上坐忘也正具有直觉思维层面上的意义,并且在思维层面上,坐忘与坐禅几乎是可以等同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曾经被相互借鉴并混用过。

从《老子》中“为学日益,闻道日损”两句话就可见直觉思维的重要作用了。对于这周立升如此解释道:

“老子把对各种具体事物的认识称之为‘为学’,而对道体的把握和体认称之为‘闻道’。在他看来,‘为学’和‘闻道’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途径。一是关于形而下的具休事物的认识,这种知识通过感觉经验即可获得;一是关于形而上的道体知识,这种知识只有直觉证悟才能获得。具体知识的积累当然是越积越多的,所以说‘日益’。而‘道’的体认则不然,必须舍弃具体,老子称为‘日损’,而且要‘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达到一无所知、无所作为的程度,即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他认为具体知识越多越阻碍对道的体认和把握,只有排除感觉经验,才能达到与道体合一,进入得道的境界。”[16]

如此看来直觉思维主要运用在认识“形而上”之道,而并不是具体的“形而下”知识,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哲学家对直觉的诠释了。

直觉思维方式与体验在艺术上也有十分明显的表现,如在诗歌领域中则更为直接。

唐朝诗人们也多有追求直觉体验的,他们都学习无生,“他们学习无生的具体方法是坐禅,即静坐澄心,最大限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让心体处于近于寂灭的虚空状态。这能使个人内心的纯粹意识转化为直觉状态,如光明自发一般,产生万物一体的洞见慧识和浑然感受,进入物我冥合的‘我’境。”[17]

正是凭借着直觉思维方式,才会有许多光彩夺目的诗歌,如王维的名诗《山居秋溟》所体现出来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物我浑融的空灵之境。


坐忘是指人有意识地忘记外界一切事物,甚至忘记自身形体的存在,达到与“大道”相合为一的得道境界,也指人在修炼中控制意志、排除杂念的内修方法。


《玄宗直指万法同归》称:“坐者,止动也。忘者,息念也。非坐则不能止其役,非忘则不能息其思。 役不止,则神不静。思不息,则心不宁。

非止形息役、静虑忘思,不可得而有此道也。”宋代曾慥在《道枢·坐忘篇》中 称:“坐忘者,长生之基也。故招真以炼形,形清则合于气;含道以炼气,气清则合于 神。体与道冥,斯谓之得道矣。”《南华真经》(即《庄子》),有“坐忘”一词,语见《大宗师》,“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通就是道,因此坐忘就是得道。《南华真经》说到“忘”的还有多处,《天地》中称“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能够做到忘物、忘天、忘己的人,也就是做到了“坐忘”。

早期道教太平道与五斗米道的文献中,都没有宣传“坐忘”的记载,但是在太平道的《太平经》中,十分重视“守一”,强调守一要居于闲静之处,平床坐卧,使感官和思想“无所属,无所睹”,“谨守其神”,“与一相保”,这样一种修道的方法,其理论以及操作方法,都同后世所说的“坐忘”十分相似。但是五斗米道对“守一”之法却持批评态度,认为它是伪伎。南北朝时期,“坐忘”和“存思”逐渐兴起,代替了“守一”。上清派以存想、思神、服气为主要修炼方法,主张恬淡无欲,内观于心,存思诸神,乘云飞仙。《黄庭外景玉经》称:“作道优游深独居,扶养性命守虚无。恬淡自乐何思虑,羽翼已具正扶骨。”《无上秘要》卷一百有《会兼忘品》,引有出自《洞玄敷斋经》《洞玄安志经》《洞玄九天经》等三段经文,称“倚伏兼忘,忘其所忘,体与玄同”,“灭念归兼忘,倚伏待长泯”,根据经文意思,可以认为,“兼忘”就 是“坐忘”。隋唐时期,“坐忘”逐渐代替了“守一”、“存思”等内修方法。唐代道士王悬河编修的类书《三洞珠囊》卷五有《坐忘精思品》,将“坐忘”和“精思”并列在一起。唐代的《天隐子》称:“坐忘者,因存想而忘也。行道而不见其行,非坐之义乎。”指出“坐忘”和“存想”(存思、精思)的密切关系。

唐代著名道士司马承祯著有《坐忘论》,赞扬坐忘是“信道之要”,自称“恭寻经旨而与心法相应者,略成七条,以为修道阶次”,意思是,坐忘之法要按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参见本书《坐忘论》)七个互有联系的顺序进行操作。

修道方法

“坐忘”的修道方法,在唐宋两代影响很大,宋代著名诗人苏轼有《水龙吟》词一首,上阕云:“古来云海茫茫,道山绛阙知何处?人间自有,赤城居士,龙蟠凤举。清静无为,《坐忘》遗照,八篇奇语。向玉霄东望,蓬莱暗霭,有云驾、骖风驭。”意思是自从有了《坐忘论》,人的求道成仙理想,就成为可行的事实,道山绛阙、蓬莱暗霭可望了。宋元以后,道教的内丹修炼术逐渐发展,并完全代替了外丹术。内丹家们多以精、气、神的理论解释坐忘,使其与“坐忘”相联接。

《道枢·坐忘篇下》就称:“忘者,忘万境也,先之以了,诸妄次之,以定其心。定心之上,豁然无复;定心之下,空然无基。触之不动,慧虽生矣,犹未免于阴阳之陶铸也,必藉夫金丹以羽化,入于无形,出乎化机之表,然后阴阳为我所制矣。”另一方面,“坐忘”的修道方法仍然保持着独立而持久的影响。元代道士姬志真有《跋坐忘图》诗一首,称“乃公形似橛株拘,坐断遑遑转徙涂。倏忽有无同混沌,乾坤俯仰一蘧庐。忘怀健羡辽东鹤,不肯轻飞叶县凫。聚块积尘体比拟,寥天大地莫非吾。”据诗可知,画中坐忘之人同于混沌,无天无地也无我,其形似同枯株。直至元代,“坐忘” 之法,仍为学道之人视为得道成真的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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