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里的施工并没有完全收尾，各处还在忙碌着。天津的中山公园并不算大，即使比起同在河北区的宁园来也小的多。据游园的老人们说，现在的中山公园比起从前来，被周围建筑挤的小多了。

不过，中山公园虽小，却有着源远流长的一脉，是出演过许多历史故事的舞台。这一点，是她胜于许多后起的大园林之处。她最早的源起，是否可以追溯到三百多年前的“问津园”呢？

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长芦盐运使司由沧州迁来天津。自此，在津盐商渐渐占有了经济上的显要地位。实力雄厚的盐商张霖，在绵衣卫桥北、沿金钟河畔，修建了一座“树石葱茜，亭榭疏旷，垂杨细柳，流水泛舟”的问津园（初名“思源庄”），范围囊括了后来的中山公园一带。

由盐商发迹的张家，却喜好与文人名流结识，常往来于问津园。著名学者方苞、朱彝尊等都与张家有交往之谊。戏剧家洪升的《长生殿传奇》，就是在问津园最后定稿的。

势无常在，后来任职云南布政使的张霖以贩私盐等罪名遭人弹劾，革职入狱。张霖死后，天津的问津园也渐渐荒芜下来。经过三四代人，到乾隆中叶张家后人又得以中兴，问津园的旧址上又建起了一座新的园林——思源庄，沿袭了河北抚宁祖茔和问津园的初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想在大经路上建一座大型游艺场以标榜他的“新政”，看中了思源庄。在张氏后人为保留祖业奔走未果的情况下，北洋政府最终买下思源庄。1905年，一座“天津劝业会场”出现在大经路上。

百年间一路走来，公园不断更换着她的名字：劝业会公园、天津公园、河北公园、中山公园。据说，这里是全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设计建造的公共园林，也是最早对公众开放的现代园林。

1912年8月，应袁-世凯之邀北上赴京的孙中山在天津停留。24日在公园里召开的国民欢迎大会上，孙中山发表了激情的演说。不久，他又第二次来到这座园子巡视并再次发表演说。

1915年6月6日，青年周恩来曾在这里召开的“天津救国储金募捐大会”上登台演讲。号召国民振兴国家经济、誓雪国耻、不做亡国奴。此间，他写下了《广募救国储金致友人书》。

可能是处于租界之外的原因，这里当年经常是民众集会、向军阀政府请愿的场所。1910年12月，李大钊和北洋法政学堂的同学们在这里参加了立宪请愿的集会。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天津各界人士在公园举行大会声援爱国学生，要求取消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当年，劝业会场里的“劝工陈列厅”，专门陈列各种中国的工业产品和示范品。袁-世凯以此为范例，推行他的“新政”。1913年，大经路上的直隶图书馆迁入园内的独立馆舍，成为北方最大的现代图书馆之一。

园中有几座虽不大但重要的纪念碑：

“十五烈士纪念碑”，纪念1927年北伐军未到达天津时，被即将撤退的奉系军阀杀害的江-震寰等十五位烈士，江是天津中共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常委（国共合作期间经党组织批准）。

“魏士毅女士纪念碑”，纪念天津籍燕京大学女生魏士毅。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与同学刘和珍等一起被杀害。北京建有“三一八”烈士墓和纪念碑。应家人之请，魏死后运回天津安葬于西郊。

“南皮张氏两烈女碑”，纪念民国初年天津“七大奇案”之一、与“杨三姐告状”故事有同样影响的河北省南皮县来津惨死的“两烈女”。此碑由民-国-总-统-徐-世-昌撰文，华-世奎书写。

整修后的公园还有一处碑廊，集中展示了在津出土的上到明代下至民国的24通碑刻。石碑无声，却揭示了天津城市发展的深厚历史文化渊源。

由问津园到中山公园，特别是近百年来的风风雨雨，使园区渐小、日趋凋敝。日军侵华时期，中山公园成为侵略者的军营。解放后虽有修葺，终是每况愈下。但愿整修后的这座园林，能对今天的人们有所启发，唤起对历史的一段关注。

当年碧波荡漾的金钟河，如今已变成了车水马龙的道路，没有水的园子会缺少些灵动。天津博物馆里，收藏有一幅《泛舟图》。从那里，人们或许还能隐约看到三百年前问津园的影子……

      (本文2009.7.10发新浪博客，2019.5被失，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