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冬至，苏州人开始提壶打冬酿酒，这种独特的民俗文化活动，在吴地也是冬天寒风中的一件乐事。

由于苏州二千五百年前是吴国的都城，吴国始祖泰伯、仲雍是周太王后裔，曾承袭周代历法把冬至作为一年之初，所以至今古城姑苏仍有“冬至大如年”的遗俗，而每年冬至夜的“菜单”更是考究，延续着渊远的吴地风情，形成了与其他城市不一样的独特意义。

十月，吴地乡农以草药糯米酿酒，谓“东阳酒”，色清香冽，甘美异常。名目繁多，有“桂花酒”、“秋露白”、“靠壁清”（酿成，置壁间月余，碧清香甜者）、“三白酒”（以清泉水浸白糯米，以白面造麴酿成者）、“十月白”（十月造者）、“生泔酒”（其酿而未煮，旋即可饮者）。《吴歙》咏道：“冬酿名高十月白，请看柴帚挂当檐。一时佐酒论风味，不爱团脐只爱尖”。

古城苏州自古有句俗话，冬至不喝冬阳酒是要冬一夜的，当代商人套用了这一俗语，把冬阳改成了冬酿，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品牌效应，于是也就有了冬酿酒的说法。旧时的苏州的冬阳酒是一种米酒，与桂花一同酿制而成，口味甘甜，色泽金黄，隐隐地有桂花的幽香，十分爽口怡人。

    苏州冬酿酒原来叫冬阳酒，因为冬至过后阳气上升而得名。农历认为，冬至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气，因为这一天过后，阳气上升，万物开始慢慢复苏。所以有一个说法就是“冬至大过了年”。

由于宋代以后浙江东阳当地的酿酒名声远播，加上元代马致远《拨不断》“ 菊花开，正归来。伴虎西僧、鹤林友、龙山客；似杜工部、陶渊明、李太白；有洞庭柑、东阳酒、西湖蟹”。以及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东阳酒，常饮、入药俱良”，才把两种不同的概念混淆了。

苏州人喝酒有文化，讲究环境、气氛、菜肴、品味，苏州人的酒杯中无不透着吴文化的光环。

环境优雅，是苏州人历来注重的，他们不是什么场所都去喝酒的。喝酒的场所，现在叫“酒店”、“酒楼”、“酒吧”，古代叫“酒肆”。苏州古代的酒肆十分讲究，反映了当时苏州城的经济发达和市民文化生活的儒雅。如今苏州的酒店、酒楼、酒吧，沿袭了古代的姑苏特色，注重典雅的环境和现代的人文气息。

苏州人喝酒讲究气氛，他们不是为了喝酒而喝酒，而是为了相聚、交友、聊天、尽兴而喝酒，这样喝酒他们才觉得醇，觉得香。三两知己，把盏小酌，软软的吴语，怎么喝也将苏州古代文人以酒酿诗，以诗助酒的味道，给喝出了情调，喝出了氛围，喝出了文化，传为千古佳话。

有些地方的喝酒，无需精美菜肴，也照样能喝得有滋有味。苏州人则不然，他们喝酒对菜肴十分讲究，这也许是受姑苏美食文化影响的缘故。他们下酒不喜欢大鱼大肉，而喜欢清淡、精细的菜肴，食之不腻，既有风味，又可解酒，真可谓两全齐美，而苏州又在太湖之畔，湖鲜则是最大的佐酒之料。

北方人喝酒讲究“感情深，一口闷”，而苏州人则喜欢喝慢酒，慢饮细品，仿佛小酌慢饮的意味，才能深得其妙，领略酒中美味。苏州人喝酒含蓄、文雅、理智、涵养功夫深，这大概与苏州人的性格和吴文化的熏陶有关吧。

 宋朝苏州有个名人范成大，是个苏东坡式的爱酒之人，他说：“佘性不能饮，士友之饮少者，莫余若；而能知酒者，亦莫佘若也。”他深知酒中的真趣和深味。范仲淹喝酒的座右铭是“千日之醉我可醒”，他追求的是更深层次的饮酒之道。

苏州人喝酒的乐趣，在酒后精神上的陶然境界，而不是追求生理上的陶醉，他们得到的不是“趣中酒”，而是“酒中趣”。因此，苏州人喝酒一般看不到“糊涂烂醉”的。假如有人以为苏州人酒量不大，不胜酒力，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好几次我出差北方，在喝酒这个形式上，最终往往是大北方玩不过小苏州。

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差异吧，温文尔雅、性情平和的苏州人，就如同冬酿酒的酒性一样，味甜性软而有后手，苏州人在乎的是酒杯中体会有意韵，而不是单纯的激浊扬清、醉生梦死。

 或许，这就是冬酿酒之于苏州的美妙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