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作家笔下的吴语

在两卷本的《柳亚子选集》中，收有一封柳亚子《给汪大千的信》，其中写道：“我们要打倒这鸟官僚父亲的父亲，他这十七八代灰孙子，如何能够不发极呢。”句中的“极”字，编者注释为“急”。看来，这位编辑显然不熟悉吴江方言。“极”在吴江方言中不是“急”的意思，而是“害怕”、“惊慌”的意思。柳亚子在文中认为，封建军阀是封建官僚的后台，帝国主义又是中国封建军阀的后台，革命者要打倒帝国主义，这就引起了封建官僚的恐慌。在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描写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小说写道：“阿Q越想越气，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毒毒的点了点头。”对于句中“毒毒”一词，一般注本都加以回避。曾经有一位老师在课堂上解释此词，以为是“狠毒”，意即描写阿Q对假洋鬼子的愤恨之情。其实，这里的“毒毒”系吴方言，意为“傻乎乎”的样子，是描写阿Q的糊涂与憨态。如此看来，阅读江浙作家的作品，不懂得一点吴方言，如同读老舍作品不懂得一点北京方言、读贾平凹作品不懂得一点西北方言一样，有时会产生误解，甚至闹出笑话。

江浙作家从小生活在吴语区，耳濡目染，写作时自然会受到吴方言的影响。或者说，江浙作家就是喝着吴方言的“奶水”长大的。而吴方言是一种极为委婉精细、鞭辟入里的语言，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与普通话存在较大的差距。江浙作家笔下使用了相当数量的吴方言词语，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丰富了作品的意蕴与情趣，反映了作品鲜明的地域特色。如夏衍的《包身工》中，描写带工老板对包身工的刻毒、凶恶，有这样一段文字：“‘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这里的“猪猡”是上海方言，如果改用普通话“猪”，就完全显示不出说话者身上沾有的轻浮浪荡的流氓习气，文字也就大异其趣。又如陆文夫描写苏州人性格温和，说话委婉，连吵架要动手时也说“阿要拨倷两计耳光嗒嗒”，这“嗒嗒”一词，有“尝尝味道”的意思，“实在是有礼貌”。假如离开了这样的方言词和方言表述方式，就很难勾画出苏州人的个性及苏州话的特点，也就没有了陆文夫式的幽默。（见《陆文夫散文百篇·深巷里的琵琶声》199页）再如邵燕祥写的杂文《说“做”》（见《上海滩》1993年第8期），这“做”字的含义，如果用普通话，那就是“做工作”、“做事情”的意思；而邵燕祥在这里用的不是这个意思，他用的是吴语的意思“作”，应读做吴方言中仍保留的入声音，刻画的是当今社会广泛存在的某些违悖常理、逸出常规、伤天害理还洋洋自得的人事现象，此类人物最终定会得到报应，受到惩治。这里表达的意思十分复杂委婉而有蕴藉，用普通话无法表达，于是作者借用了吴方言。类似的语义在吴方言中还有一串，例如“作打”、“作孽”（吴语中的“作孽”并非佛教用语中造孽、做坏事的意思，而是“可怜”、令人同情的意思）、“作死”、“作秀”、“作兴”、“作骨头”等。

    文学作品使用一些方言词，对于文学创作来讲无疑是有益的，但也给许多读者带来了一些麻烦与困惑。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有必要对这些词语作一点特殊的注解。如叶圣陶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中写道：“今年天照应，雨水调匀，小虫子也不来作梗，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其中“作梗”一词即为吴方言，意为从中捣乱阻碍，増添麻烦。茅盾的《子夜》中描写资本家吴荪甫既要开新厂又要做公债，资金捉襟见肘时，写道：“他自己在一个月前曾经用尽心机谋夺朱吟秋的干茧和新式丝车，可是现在他谋夺到了手，他的铁腕下多了一个‘新厂’了，他却又觉得是一件‘湿布衫’，想着时就要皱眉头！”这里的“湿布衫”系吴方言中的俗语，意为这东西既是一件“布衫”，有使用价值；又是“湿”的，穿着不舒服。比喻吴荪甫夺得了“新厂”，一方面扩大了资产，获得了好处；另一方面使做公债资金短缺，造成被动。“湿布衫”这一方言词形象生动，内涵丰富，有极强的表现力。如果不理解这一方言词，那么对作品含义的认识也就大打折扣了。作家凤章描写苏州人去茶馆喝茶，用了苏州方言词“孵茶馆”。这“孵茶馆”的“孵”字，极具苏州话特色，意即喝茶者长时间地待在茶馆里，优哉悠哉，自得其乐，如同老母鸡孵小鸡似的一“孵”不起。如果改成“坐”、“待”、“蹲”、“泡”，均没有“孵”字之有神韵。苏州话中还有冬天“孵太阳”的说法，情趣亦不同于北方话的“晒太阳”。

当然，使用方言应注意适度，不宜用得过滥。二十世纪初叶，上海曾一度流行苏派小说，纯然用苏州话写小说，对吴语区以外的广大读者就很不相宜。如《九尾蛇》、《海上花列传》等，人物的对话全用苏白，如有这样的句子：“倷倒好煞哚，倷格眼乌珠瞎脱哉！”（你倒好，你的眼睛瞎掉啦！）这样的表述，让人一头雾水，脱离了全国绝大多数的读者，显然是不合适的，在今天不宜提倡。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吴语区地处全国经济最为繁荣活跃、文化最为发达昌盛的地区之一——长江三角洲，它的语言在全国也必然会有一定的影响力。有些方言词在反复的使用中，与普通话融会磨合，已为普通话所吸收。如吴语词“开心”、“尴尬”、“打烊”、“灵光”、“头寸”、“搭界”、“卖相”、“嗲腔”、“台型” “啰唣”、“噱头”、“外快”、“娘娘腔”等。再如上文所讲到的“作”，吴语之“作秀”已成为当今的时髦用语，被广泛使用，而且衍化出“时装秀”、“表演秀”、“舞台秀”、“脱口秀”等等系列词语。可以这样说，普通话如果离开了方言，它的发展也将失去肥沃的土壤而缺乏活力。

最近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在《为了汉字文化的伟大复兴》一文中深刻地指出：“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中华方言的丰富多彩正在引起人们的重视。吴侬软语，三秦高腔，川语的刚嗲相济与粤语的铿锵自得，······同样是我们的语言财富。它们影响着乃至决定着我们的民族音乐，特别是多种多样的地方戏曲、曲艺和少数民族歌舞。”王蒙还指出方言的保护涉及汉语的文化亲和力和感召力，影响到中华儿女永远的精神家园。（见《新华文摘》2005年第9期第114页）从现当代文学史来看，江浙地区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作家群体，阵容强大，名家辈出，为其它任何地区所不及，如鲁迅、茅盾、叶圣陶、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许地山、徐志摩、夏衍、丰子恺、包天笑、周瘦鹃、徐蔚南、鲁彦、陆蠡、柔石、殷夫、钱钟书、茹志鹃、金庸、高晓声、陆文夫、王安忆、苏童、张抗抗、范小青等，不可殚数。这些作家的作品大都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在他们的笔下将可发现数量相当可观的吴语方言词。如鲁迅笔下的“标致”、“瘪三”、“孱头”、“白相”、“知趣”、“贱胎”、“逃生”，茅盾笔下的“胡调”、“原生货”、“长毛”、“轧闹猛”、“潮沑沑”，叶圣陶笔下的“写意”、“牵系”、“识相”、“切当”、“适意”、“缠勿清”，夏衍笔下的“脚路”、“手面”、“见机”、“停生意”、“打磕目充”，陆文夫笔下的“歇手”、“豁边”、“推扳”、“独福”、“拆烂污”、“馋痨坯”、“嚼舌头根”、“死猫活舌”等等，不一而足。留意这些吴语的特殊意蕴与语采，加以适当的保留与推广，对于促进现代汉语的健康发展将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