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最新的中国城市压力调查结果显示，90％的受访者觉得越来越孤独，近半数的人对生活满意度不高。压力来自哪里？参与调查的6.9万人中，40%选择了购房、养育、家庭负担等组成的经济问题。对此，清华大学心理系主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终身教授彭凯平说，压力不是不幸福的借口，但大家需要泰然处之，因为这是全世界都经历过的现代病，这时，多讲一点积极心理学，就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

在清华大学主办的首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上，彭凯平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他说，一个社会就像一个人，不可能总不得病，经济发展这么多年，到了该得病的时候了。这种现代病，就是一个国家从后工业化社会进入消费社会之后，普遍产生的个人心理、生理消费等的冲突，是一种正常现象。

如何判断何时该“得病”。有研究表明，标志就是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翻过那个门槛后，人们的心态、行为都会出现更多元化、更复杂的变化，经济增长对于增进国民幸福感的作用逐渐降低。这既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各类矛盾凸显的时期，不管是社会、企业，还是个人，都很容易遭遇“成长的烦恼”。

步入现代社会，美国是1962年。因此，上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问题接踵而至：嬉皮士运动、性滥交、吸毒等。英国是1970年，法国是1978年。而中国人均GDP登上3000美元新台阶，是在2008年。也就是说，中国和欧美国家在现代化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是30-40年。

“得病”虽在情理之中，彭凯平建议借助心理学，尤其是积极心理学来治疗现代病。

第一，年青一代的心理素质值得关注，个别人的心理抗压能力很低，缺乏基本的心理训练，有的甚至不具备起码的人生教育。一些孩子根本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以为像家里一样，会有妈妈继续照顾。不少大学生，到了大学还都不知道如何自己照顾自己。一位学生到美国访问，常给老师打电话，询问怎样才能给国内打电话。他不知道，其实自己正在打电话吗？很多情况下，中国的孩子没有适应社会变化发展的生存能力，一点不懂人情世故。

第二，中国的传统管理风格需要改变。在中国，传统的管理风格强调效率，强调给予，强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事实是，拼命工作的诸葛亮精神在现时代是不值得提倡的，我们需要倡导快乐工作。当工作不是一种享受的时候，个体很容易产生消极情绪，不仅影响工作质量，还可能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

第三，社会得多提倡正面而积极的需求。大部分中国心理学家的研究课题都是自杀等负面问题。研究负面心理的文章和积极心理的文章比例大致是22∶1。这样一来，大众很容易形成这样的印象：心理学是专门治疗精神疾病的，涉及的词汇是病态、焦虑、狂躁，看心理医生的人通常是有病的人。其实，心理学关心所有人，特别是健康的人，也涉及健康、勇气和爱。

来自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克里斯多夫·彼得森教授也提倡积极心理学。他说，快乐和不快乐之间有11年的差距，所以人人都得努力争取美好的生活。在彼得森看来，赢得幸福生活有3个重要步骤。首先是积极的情绪。觉得生活还是很美好的，认识到自己的天赋和性格中的优点，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其次是积极的人际关系，多为社会、社区做贡献。最后是，别只关注自己，还要关注人生的意义，过有意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