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公权《大唐回元观钟楼铭》

    柳公权《大唐回元观钟楼铭》，石横置，1986年11月出土于西安市和平门外。长124厘米、宽60厘米、厚18厘米，青石质。碑题为“大唐迴元观钟楼铭并序”，令狐楚撰文，柳公权中楷正书。铭文共41行，满行20字，共761字，唐开成元年（836）４月20日立，邵建和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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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碑相距不远，伴出了一截残断的无字棱形经幢，以及直径一米的八角形经幢顶盖，从雕刻风格看，应属唐代遗物。由于长期埋藏地下，碑面和个别字稍有残损，但文可通读。碑文前半部分记叙了唐代迴元观的历史沿革，其中提到迴元观旧址原是唐玄宗赏赐给安禄山的宅第，以及“安史之乱”历史事件。碑文的后半部分，讲述了唐文宗给迴元观赏赐铜钟的经过，并赞扬钟声的美妙“闻其声者，寢时兴，行斯归。贪淫由是衰息，昏醉以之醒悟。虽三涂六趣之中，亦当汤火沦寒，拲梏解脱。”

    根据上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唐长安城遗址所获资料，碑的出土地点应是长安城东市的位置，而史载迴元观所在的亲仁坊，应在距此约一公里以外的西南方。从同时出土的物品看，石碑是为道观所立，而经幢却是佛寺物品。据《两京城坊考》记载，在唐大历六年（771）曾在这里修建僧房佛舍，可知此亦为资圣寺遗址。至于什么时候，又是什么原因，使原在迴元观的石碑，搬到了东市的资圣寺，则是一个难解之谜。

    《回元观钟楼铭》碑是柳公权58岁时所书，也是现存柳碑中最完整的。此碑风神烁烁，一笔不苟，其用笔重骨力，以方笔为主，辅以圆笔，劲利清健。其结构往往错位中求变化，比如左右结构的字“蹲”、“钟”、“楼”等将左边偏旁往上挪，形成左短右长的结字法，在不平衡中求韵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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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公权( 778-865)，是唐朝最后一位著名书法家，字诚悬，汉族，唐朝河东郡（今山西永济）人，大书法家。柳公权封河东郡公，后亦称“柳河东”。公权是颜真卿的后继者，后世以“颜柳”并称，成为历代书法楷模。官至太子少师，故世称“柳少师”。他的书法初学王羲之，后来遍观唐代名家书法，认为颜真卿，欧阳询的字最好，便吸取了颜，欧之长，自成一体。

    柳公权二十九岁进士及第，在地方担任一个低级官吏，后来偶然被唐穆宗看见他的笔迹，一时机为书法圣品，就被朝廷召到长安，那时，柳公权已四十多岁。穆宗尝问柳公权用笔之法，公权答云：“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穆听后荒纵，为之改容，悟其笔谏也。他的字在唐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直受重视，他官居侍书，长在朝中，仕途通达。他的字取匀衡瘦硬，追魏碑斩钉截铁势，点画爽利挺秀，骨力遒劲，结构严谨，有着“颜筋柳骨”的说法。“书贵瘦硬方通神”他的楷书，较之颜体，则稍均匀瘦硬，故有“颜筋柳骨”之称。柳公权享年八十岁，一共臣事七位皇帝，历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唐懿宗咸通六年（公元865年），最后以太子少师死于任上。

    柳公权的书法在唐朝当时极负盛名，民间更有“柳字一字值千金”的说法。他的书法结构紧凑，而且骨力秀挺，洒脱而有法度。在字的特色上，以瘦劲著称，所写楷书，体势劲媚，以行书和楷书最为精妙。也由于他作品独到的特色，因此，柳公权与颜真卿并称“颜筋柳骨”。宋代朱长文《墨池编》说：“公权正书及行楷，皆妙品之最，草不夫能。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家。”《旧唐书》讲：“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书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书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币，曰此购柳书。”

    柳公权从小接受《柳氏家训》关于“德行”的教导，因此终身以德行为根株，“博贯经术”。他于人生、书艺都具儒家风范，柳公权的“笔谏”，成为后世士大夫的一种“典范”：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旧唐书》）

穆宗怠于朝政，柳公权以书喻政，由此及彼，巧妙地进谏。从此“心正笔正”说一直流传至后世。柳公权在“侍书中禁”时敢于直言或婉言进谏的行这，于此可见一斑。

 　柳公权当着皇帝、臣子的面表现书法，又是他“侍书”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其诗才、书才，使帝王“奇惜之”。

 　

    尽管如此，柳公权的心灵并不偏溺于这一端。外部的荣耀，消不去内心的苦闷。他“博贯经术，于《诗》、《书》、《左氏春秋》、《国语》、《庄周》书尤邃，每解一义，必数十百言”（《新唐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研习儒学之时，又同时研习《庄子》，而且深得精微。

 　柳公权同时从儒、佛、道中汲取心灵之滋养，求得互补与平衡，求得某种超脱。他对于佛、道方面接触颇多，并有多种书法创作。《金刚经》他多次挥写过，如今虽只见敦煌拓本，但前人著录柳书《金刚经》者颇多。另外公权还书有《阴符经序》，以及《清静经》、《度人经》等。他对唐代僧人的碑志、塔铭多有挥写，其《大达法师玄秘塔铭》即此中最为著名者。

 　柳于佛寺庙观也多书碑，有名者如《迴元观钟楼铭》、《复东林寺碑》，即此中佼佼者。柳公权既有佛道慰藉心灵，故在滚滚红尘中颇能超脱。他甚至对于钱财不屑一顾。他给人写碑，每年有巨额收入，家奴海鸥与龙安常盗用其钱财器物，他都淡然处之。

 　此外柳公权还“性晓音律”，但“不好奏乐”，常云：“闻乐令人骄怠故也。”（《旧唐书》）柳公权有多方面的学识素养，因而由其心灵滋养而出的书艺也是摇曳多姿。其性刚毅正直和超尘脱俗的佛道风范，都熔铸于柳书的风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