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年龄，以无陪护未成年难民申请者身份进入德国，在申请被拒后成功持容忍居留证件，继续生活在德国，并极有可能是在德国难民营内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子极端化。柏林卡车恐袭案发生后第三天，警方公布了嫌疑人阿尼斯•阿姆里的身份。

从维尔茨堡火车砍人案，到罗伊特林根街头砍人案，再到安斯巴赫音乐会爆炸案，2016年，这些暴力犯罪事件的嫌犯，多为难民或难民申请者。尽管有关当局一直强调，这些都是混入难民群体的个案，不要以偏概全地对待，然而恐慌之下，“难民”“恐怖主义”这两个词在民众心中的关联，愈发显得微妙。

开放边境，难民大量涌入，但核查机构人力严重不足，给恐怖分子可乘之机；恐怖袭击爆发后，增加社会不安全感带来，民众易迁怒于政府的监管不力，给了右翼民粹势力抬头的土壤；面对支持率走高的右翼民粹党派，人们又开始担忧“新纳粹”卷土重来，反对实行严格的难民监管，反对建立难民隔离区……“难民潮”“恐怖袭击”“右翼抬头”，2016年德国乃至欧洲面临的三大危机，开始纠结为一个周而复始的死循环。

事实上，德国八千多万人口中，约21%有移民背景，在柏林，这一比例更是高达四分之一。移民德国，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面对那些为了求生逃往德国的难民，理解和同情的声音并不在少数。以调查新闻闻名的《明镜》周刊，曾在卡车恐袭案后发表评论，称“欢迎移民的政策是对的，是人道主义的责任；只有制造恐怖的那些人是罪犯，而不是某个族群或群体”。然而从何时起，难民问题成为了撕裂社会共识的创口？谈论难民时，人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发生于2015年底的科隆性侵案，或许是部分德国人对难民态度的转折点。西德广播电台在11月底的一档节目中，邀请了数位民众就难民话题发表看法。在如此重大的事件前，德国主流媒体为了防止人们迁怒于难民群体，集体“失声”三天。在此前令人唏嘘的“弗莱堡奸杀案”新闻发布现场，发言人也是在记者的连续追问下，才被迫承认犯罪嫌疑人的难民身份。“科隆事件过去一年了，当时涉及的多起案件不了了之。当我们希望严惩那些罪犯时，媒体却又在强调善待难民。仿佛身为难民的不幸能为犯罪开脱。”一名现场观众如此解释他为何对难民话题产生了厌恶、逆反心理。

有政治学专家指出，“这一心理很容易被右翼势力利用，成为他们竞选拉票的手段。”在已经过去的几个联邦州选举中，可以明显感到：传统大党的支持率在下降，相反，右翼民粹党派支持率急速上升。而在9月的柏林大选中，反对难民政策的德国选择党首次参选，就获得了14.2%的支持率，只比第二位的基民盟少了3.4个百分点。

没有人希望因为战乱而流离失所的难民无处安身。事实上，难民潮伊始，欢迎难民也是民众的主流心声。不过，从媒体报道来看，动辄贴上“极右分子”的标签，似乎成了一种惯常的操作手段，尽管被点到的这些人可能只是想发发牢骚。“政府和媒体应该反思，有多少人是因为民意得不到代表，找不到合适的申诉途径，而被迫走上了越来越‘右’的道路。”正如学者强调的，“所有引起社会撕裂危机的根源，只有一个，那就是传统政治文化和制度，偏离了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