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用薪酬、用职称、用官位、用房子车子、用值不值得去评价正在探触中华历史最幽微曼妙内核的陈尚君们，是一种唐突和亵渎——因为他们对此甘之如饴，但大学教师的不平则鸣也值得倾听。获评四川大学首届“我最喜爱的十大老师”的周鼎，去年曾在网络上发表“自白书”，激愤地说“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

　　不光是大学，科研机构也不乏相似的郁闷。本报新近推出“拆掉创新发展的篱笆”系列报道，开篇的《科学家该挣多少钱？》替一些科研人员倒了苦水——收入低、不稳定，从事基础研究的更深陷窘境：“每个月只能算计着过日子，一度怀疑十年寒窗有什么意义”；“一旦哪年没争取到课题，就只能拿一两千元基本工资”。

　　这里涉及的，往近了看是大学与科研机构的评价机制问题。基础科研不能急功近利，是否要把科研人员逼到跑项目谋生存的路上去？大学教师，教得好是否一定不如写得好？基础学术积累的价值，是否一定比不过发表论文？这恐怕不仅不符合常识，也有违大多数人的感受和认知。

　　往远了看，这种一刀切的评价机制最终伤害的，是人才。各路人才能否脱颖而出，能否激发出源源不绝的创新动力和活力，关键要看评价、分配和激励这三个环节是否足够到位。百花齐放，就得允许春兰秋菊各擅胜场。牡丹再美，也不能成为独一无二的标准，否则必将挫伤百花的生长环境。

　　深化改革，恐怕也将触及人们期待已久的科研与教学评价、分配与激励机制，目的就是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巨大潜能，让人才各尽其用，让“陈尚君”“袁隆平”们都能各展其才。

（作者   李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