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听说有铁路部门将贵阳翻译成“Expensive Sun”以示外国游客，这本该是一个笑话，却竟无意中应了那句描述贵州的老话：地无三尺平，日无三日晴。

我在贵州停留三天，两天的迎客晴之后，第三天果然就阴沉了下来。当然这十之八九只是偶然，但既然晴日非多，又地处于云厚天低的高原，一个可以晒走潮气晒干衣物晒掉一切阴沉的明晃晃的大太阳，恐怕真是弥足珍贵了。

至于前一句老话，在我由贵阳到西江的路途中得到了印证。汽车在山间盘走，山势并不高陡，却起伏无数。贵州的山区绿树成荫，墨绿、中绿、新绿争相落入眼。坐在车里，绿树成堆地向后移动，间以红土的裸露山脊，颜色并不单调。山路缓行，拉长了期待，当我开始于心中抱怨路途颠簸慢久的时候，一座沿仿佛建于峡谷之间的苗寨部落从一侧的车窗跳了出来。那就是西江了。

食色

西江苗寨是自然形成的苗族聚居村落，其民居全为木石结构所建，多为二至三层吊脚楼，完好保留的最早一批建筑已有200年历史。建筑群依山分建，错落有致，呈现三角堆形。一条白水河从寨下穿过，由南向北流淌，将西江苗寨分隔为两部分。河上跨着四座风雨桥，是苗族游方的起点。游方即为友方，说穿了，就是青年男女搞对象的聚会。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原始文明积累阶段，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出口都单纯匮乏，人所关注的无非就是食和性。性的表象是调情，有眉目传情的暗调也有对山游方的明调，更甚便有如抢婚、偷婚、牵手定情等风俗文化。是的，既然称之为文化，那便不是写实的生活，这些风俗被加工润饰，成为具有民族标志的仪式化活动。毕竟族有族规，即便最彪悍野性的民族，要想持久发展，也得有规矩约束，不然今天你随便把人家新娘偷了，明天人家报复性把你的新娘抢了，这不就成了开玩笑的事。所以所谓哥哥妹妹的调情民俗，不过是意淫的大脑休闲罢了。

而食引申出的是酒。中国大地恐怕没有一个民族不喜饮酒，北部边疆的游牧民族自不必说，炎黄子孙据地亦是自古产酒处，苗族是蚩尤后代，其男女老少都喝米酒。传说苗寨米酒度数不高，在二十度到三十度之间，但却后劲极大，俗称啪嗒酒——喝完后见风啪嗒一声就倒，一醉不醒。有此传说在耳，我自告诫不敢多喝。进入苗家必须先喝拦门酒，苗家女子手持牛角满盛的米酒，直接端至客人嘴上，喝的多少可以根据个人酒量来定，而若是苗家小妹喜欢你，则会一直送酒不停。这时候你可以用眼神和声音示意不能再喝了，却万万不可用手去扶动牛角，因为一旦用手去碰，就表示你要接下酒来一饮而尽——要知道，那整只牛角中的酒，没有一斤也有八两。在苗家吃饭通常是长桌宴，过去苗家哪户若是来了远方的客人，主人会把邻居全部请来同席，长桌摆满当地特色的酸汤鱼、米豆腐、腊肉等，女人负责端米酒唱酒歌，男人负责陪喝陪吃。同样，端到嘴边的酒不喝是不行的，更不能用手去挡碰，可见在苗寨喝米酒，虽然度数不高，却在频频举杯的热情中，不知不觉就喝醉了。

    我在北京你在西江

西江从隐秘到开发，得益于美国人路易莎30年前的黔东南研究课题，那时她以搭车加徒步的方式深入贵州山区，无意中发现完整的苗人聚居地，如空谷幽兰般的神奇秘境。

现在西江苗寨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旅游开发，由完全闭塞与世隔绝的山寨成为了黔东南旅游的核心景区。开发的好处是基础设施得到了补充和修缮，原住民的物质条件有了提高，其隐患自然是经济对于淳朴的冲击，世界大同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严重侵蚀。可是话说回来，由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历史前行的进程是必然的，无对无错。我们凭什么要求他们在二十一世纪继续靠体力耕种粮食？凭什么要求他们不去接受好的世界化教育？凭什么要求他们不居住在有浴缸的房子？凭什么要求他们不使用高科技的手机和电器？我们常常说现代化毁了古民俗，我们希望他们穿少数民族衣服而不是意大利皮鞋的时候，其实只是想要满足自己自私且带有狭隘的社会优越感的阴暗心理罢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江和北京是一样的。

坐在在西江的吊脚楼里喝茶或者喝当地啤酒，看白水河道的落差激起波浪，耗掉一个炎热的下午。夕阳沉落到山后，然后月亮诞生，最后是满目星光和如星光一般的整个村落点起的灯光。这个时候，最应该听的音乐恐怕是谭维维的《往日时光》或Rosie Thomas的《Time Goes Away》，苏夏的《一脸沧桑去望北》也不错。

在西江遇到音乐创作人张超和歌手苏夏，我们在白水河旁的“酒坝子”里聊天唱歌，他们都是贵州人，我们聊音乐带来的快乐，聊西江安静闲适的生活，虽然时光匆匆，但每一刻都是缓慢的，或如许巍所说，每一刻都是崭新的，让人舍不得厌倦。在微风吹起的夜晚，苏夏唱了《你的北京，我的西江》，说是送给北京来的客人。这是对远方的我的欢迎，也包含了同为旅人的祝福，更是旅行真正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