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还健在

    1996年12月14日，待我把白天的事情拾掇完，赶到京西宾馆报到的时候，已是华灯初上，西长安街灯火璀璨。

作协五次大会的代表下榻京西宾馆。我风尘仆仆走进西楼2419房间的时候，先期到来的士光正在和湖北作家刘道富聊天。我没打扰他们，寒暄过后，我不经意地翻起放在床头的代表名册。这一翻，就被吸引住了。在过往几十年的日子里，我虽然潜心于阅读和写作，但与作家很有些膈膜。这除了我长期蜗居边陲外，也有生性不善交往的原因。钟敬文、陈伯吹、戈宝全、肖乾、周汝昌、周振甫、楼适夷、草明……这些久违了的，曾经振动文坛的名字，一个个曾经烙在我的心上。他们和因病不能出席的巴金、和刚刚去世的曹禺一样，几乎要经历一个世纪了。而今，他们都健在，而且还来参加这次聚会，真让人感概良多。我虽然不曾和这些老人谋面，但对他们曾经拥有的成就大致清楚，他们的作品也影响过我。我念初中的时候，一知半解地读过卞之琳。公木的诗，囫囵吞枣地读过黄秋耘的散文和草明的小说。高中那时，居然和同学们饶有兴味地讨论起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理论。眼下，他们老态龙钟，行迈靡靡，甚至鲜为人知，甚至恍若隔世，可是谁又能无视他们，割断历史呢？

我还在名单中找到了北京医科大学的李蕙新的名字，她就住在西楼2325号房。是的，就是她。这位快满60岁的作家，当年一篇《小队的秘密》激动过我们一群儿童文学爱好者。那是1958年，就是38年前，我这个高中生，约了同学讨论《小队的秘密》。后来，我给李蕙新去了一封信，诉说我对作品的种种感受。不久，收到了她的回信，信是用一张边上有一排小孔、从活页薄上取下来的纸写的。她说她在北京医学院念书，她把我的信给同寝室的同学看了。她和她的同学都为有对儿童文学如此痴迷的中学生感到高兴。她鼓励我们多读多写。后来，李蕙新转向了“成人文学”，我看到她的长篇小说《澜沧江畔》；再以后，我在《北京文学》上读到她的作品。这次有机会住在一幢楼里，我自然敲响了她的门。李蕙新头发花白，却很精神。我知道，她根本不可能记得将近40年前的一封读者来信，所以我自报家门，叙述历史。她说她很感激我的来访，对她是一种很大的鼓励。她说了她大学毕业以后的经历，说了她自费去美国周游的经历，她说她喜欢文学就像有些人喜欢跳舞打麻将一样，没有什么贵贱之分。她说了她的创作，以及今后的打算。我的造访，也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我在1207房间，还拜望了老儿童文学作家袁鹰。我在初中时，读过不少他的儿童诗，《篝火燃烧的时候》是他五十年代窜红于中学生的作品。他1924年生，那年也72岁了。四年前，我们编的一套《中国少年报告文学》丛书，委托北京的孙云晓把策划情况、编辑意图向袁鹰作了介绍，把候选目录和主要作品送袁鹰审读，请袁鹰作序。当时他正在医院住院，又值北京高温酷暑。袁鹰在病房阅读我们送去的资料，欣然命笔，为丛书写了一篇很不错的序。这套丛书出版以后，发行很旺，重印了一次，并获得第七届中国图书奖。这次，我当然要登门致谢。我来到他的房间，给袁鹰老人送了一束花。老作家冯亦代也在，冯亦代那年是83岁的老人。两位老人都很慈祥，对文学都有一颗赤子之心。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距离地交谈起来，我有如沐春风之感。我随意讲起冯老的《听风楼读书记》，说尤喜《巴黎的咖啡店与名人》《狄更斯生活中的女性》，这时冯老眼里明亮起来：“你读过？还记得？”“当然，去年才出的嘛，还三联呢，初印就到一万，这在读书笔记中，少见。”冯老高兴了，说，虽然来日不多，还要加紧介绍西书……

一天中午，我们贵州代表团结束讨论后，几个人一起来到餐厅，我坐下后才发觉右边坐的是王蒙。王蒙比过去胖了，那年他62岁，多少有点显老。我问王蒙“你什么时候写了部《难得糊涂》？”

“你在哪儿见到的？”王蒙反问。

“在日内瓦图书沙龙，是一幅海报，难得糊涂四个字用的是郑板桥的，背景是你的照片。”

“对了，是瑞士给弄的，他们把我的《活动变人形》翻译过去，生生要用难得糊涂作书名，我也无法，只得由他们了。”

看来，大作家也有大作家的难处。好在王蒙这类智慧型作家有足够的智慧来对付种种局面。

12月20日上午，大会闭幕，老一辈的作家被请到前排就坐，安排了向老作家献花。散会后，坐轮椅出来的老作家，在服务人员的扶持下，手捧献花，心境很好。

多少朝朝暮暮，风风雨雨，就这样划过去，有时很琐碎，有时也难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