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候气法钩沉

  分至四时的更迭虽然具有天文学的意义，但是在黄河流域，它却和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因而具有鲜明的物候特征。殷人已经把分至四时与其时出现的不同气候联系在了一起，并以来自四方的风气描述四时的气候特点，尽管这种因四时主四方的观念而导致的做法不甚科学，但却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

  古人测度四时的方法当然不可能仅限于量度晷影，因为四时的变化如果适应着气候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就一定是要有所效验的。古人认为，“天效以景，地效以响”。效于景则是日影的朝夕长短，而效于响便是音律。尽管今天的人们对于“地气”的概念并不陌生，但是音律与节气的联系在我们听来还是有些不可思议。律管候气是我们的祖先曾经使用过的古老方法，当然，这可能只是众多已经失传的古法中的一种，不过在今天，我们还能隐约窥见到它膜脆朦胧的痕迹。

  一、律管吹灰

有关古代候气的史料已经十分稀少，大约是在公元6世纪的北朝，这个工作就已基本不为人知了。《北史·信都芳传》记述了一些关于候气的史料，读来既有趣又耐人寻味：



    芳精专不已，又多所窥涉。丞相仓曹祖珽谓芳曰：“律管吹灰，术甚微妙，绝来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试思之。”芳留意十数日，便报珽云：“吾得之矣，然终须河内葭莩灰。”祖对试之，无验。后得河内灰，用术，应节便飞，馀灰即不动也。不为时所重，意不行用，故此法遂绝。



  信都芳生年不详，卒于东魏武定年间（公元543～547年），是北朝时期东魏著名的天算家。他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复原候气法只是其中的一项。《隋书·律历志上》也有关于他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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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鼎：《所谓玉璇玑不会是天文仪器》，《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②H Michel， Les Jades Astronomiques Chinois； Une Hypothese sur leur Usage   BRAMH，1947，31； Les Jades Astronomiques Chinois．CAM，1949，4; Chinese Astronomical Jades．POPA，1950，58；Astronomical Jade．ORA，1950, 2.

③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其中M3出土玉琮达33件，多节王琮中六节以上者共25件，最多者达15节。高度在11厘米以下者7件，15～25厘米者20件，29厘米以上者6件，最高者为36．l厘米。

--------------------------------------------------------------------------------------   后齐神武霸府田曹参军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气，仰现云色。尝与人对语，即指天曰：“孟春之气至矣。”人往验管，而飞灰已应。每月所候，言皆无爽。又为轮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测二十四气。每一气感，则一扇自动，他扇并住，与管灰相应，若符契焉。

  看来他除恢复了以管候气的方法以外，还发明了二十四轮扇测二十四节气之法，与律管候气的结果相互参验。不过这些技艺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后来都相继失传了。

  信都芳的工作只是复原古式，而这“绝来既久”的古术显然是比他更早的先民的劳绩。以律管候气定时的方法为先民所创用，然而至少在南北朝以前，此法便已很少为人知晓了，尽管信都芳深有巧思，恢复了古式，但这种方法最终还是未能保留下来。

古老的候气法在汉晋文献中还能看到一些痕迹，晋人司马彪作《续汉书·律历志》，不仅教给我们一些烦琐的候气程序，而且试图从理论上对这种方法做一些可能的解释。《律历志上》对司马氏所继承的候气方法有着这样的描述：

夫五音生于阴阳，分为十二律，转生六十，皆所以纪斗气，效物类也。天效以景，地效以响，即律也。阴阳和刚景至，律气应则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陈八音，听乐均，度晷景，候钟律，权土炭，效阴阳。冬至阳气应，则乐均清，景长极，黄钟通，土炭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则乐均浊，景短极，蕤宾通，土炭重而衡低。进退于先后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状闻，太史封上。效则和，否则占。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釁必周，密布缇缦。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库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动。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次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灵台，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历。



司马彪的记载最有价值的部分恐怕在于他对于候气理论的阐述，至于他所介绍的候气方法，则似乎显得过于先进。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候气经验依然相当丰富，他们可以通过灰膜的聚散，很容易地判断出是律管应气的结果抑或人为的意外搅扰。获得这些认识显然需要通过长期的实践。

  信都芳之所以能恢复古式，大约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此法的关键在于选用何地生长的芦苇内膜，祖珽试验不成，也是没有明白这个道理。《续汉书·律历志上》刘昭《注》：“葭莩出河内。”《晋书·律历志上》：“杨泉记云：‘取弘农宜阳县金门山竹为管，河内葭莩为灰’。”看来当时除信都芳之外，仍然有人通晓其中的奥妙。司马彪所传授的这种候气方法要求严格，复杂而不易操作，其术想来不会发端太久。

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在《晋书·律历志上》同时记载了另一种候气法：



    或云以律著室中，随十二辰埋之，或上与地平，以竹莩灰实律中，以罗致豰覆律吕，气至吹灰动豰。小动为和；大动，君弱臣强；不动，君严暴之应也。



  他教给人们在一间房子里将十二支律管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辰的方位埋好，使律管的上口与地面齐平，然后在律管内填入竹子的内膜，再用罗纱盖在管口上。等到交天气至的时候，相应律管内的竹膜就会飞出，覆盖于管口上的罗纱也会随之伏动。

  这种方法显然比前法简单得多，它所要求的候气条件并不像前者那样严格。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可以把它看做是一种比前法更古老的方法呢？通过比较我们知道，候气法所必备的最基本条件其实只有四种，即房屋、律管、竹膜或芦苇膜、罗纱或者其他织品。竹膜和芦苇膜来自于天然，而居室和丝织品在新石器时代之初就已经出现了。人们或许不曾想到，我们的先人在至少八千年以前创造的农业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很明显，当时的人们早已不是茹毛饮血的野蛮人，他们需要定居，需要衣着，他们也就发明了建筑和纺织。因此，我们探索候气法的起源其实只需要关注一件事：先人们懂得音律吗？最早的律管又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二、新石器时代骨笛的天文学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声律的重要性几乎遍及于一切问题。《史记·律书》开篇便有概括性的评述，太史公云：“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一语中的。有关律目起源的传说很丰富，也很动人。《吕氏春秋·古乐》云：



    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喻之阴，取竹于懈路嶰谿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含少”①次制十二筒，以之阮喻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

《晋书·律历志上》云：

      又云：“黄帝作律,以玉为管,长尺,六孔,为十二月音。至舜时，西王母献昭华之琯，以玉为之。”……以玉者，取其体廉润也。而汉平帝时，玉莽又以铜为之。铜者，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齐风俗也。为物至精，不为燥湿寒暑改节，介然有常，似士君子之行，故用焉。



  最早的律管应该用竹制成，律声的调定则是为模仿凤鸟的鸣唱，模仿雄风的六支律管发出的音律为六阳声，模仿雌凰的六支律管发出的音律则为六阴声。《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其中函钟即林钟，小吕即仲吕。古以六阳声称为六律，六阴声称为六吕。《汉书·律历志上》：“律十有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是六同又名六吕。六律阳声与六吕阴声之合就是十二律。

律吕的产生难道仅仅是为迎合人们欣赏音乐的需要吗？显然不是。纯粹欣赏性的音乐的出现其实是很晚的事情，而候气实际可以说是先民们创制音律的真正目的之一。《尚书·尧典》云：



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伪孔《传》：“合四时之气节，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齐一也。”《史记·五帝本纪》裴骃《集解》引郑玄云：“律，音律。”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郑玄云：“律，阴吕阳律也。”知古时日节气均需与音律调协。《吕氏春秋·音律》云：



  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蔟。仲春生夹钟，季春生始洗。孟复生仲吕。仲夏日长至，则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李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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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作“舍少”，据《晋书·律历志上》改。

--------------------------------------------------------------------------------------《汉书·律历志上》云：

          律以统气类物，吕以旅阳宣气

所讲乃以律候气的根本。《晋书·律历志上》又云：

  又叶时日于晷度，效地气于灰管，故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飞。灰飞律通，吹而命之，则天地之中声也。

  李淳风所讲的候气道理早已见诸司马彪的《续汉书》，但他在这里提到了天地之中声的思想，却是对先人候气理论的精辟概括。那么究竟什么是天地的中声呢？这大概就是古人理解的一种所谓阴阳和谐之声。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声音可以算作和谐呢？人们又是怎样求得这种协和天地的声音的呢？

  现代的人们距大自然已经愈来愈远了，除了城市中车水马龙的喧闹，我们恐怕已很难听到在田间才能享受到的虫声、蛙声，甚至是蚯蚓的鸣叫声。与今日万籁俱寂的世界不同，上古社会却呈现出一派天籁争鸣的景象，先人们被森林和野兽包围着，自然更有资格成为大自然中的一员。百鸟的鸣唱，野兽的咆哮，山涛水泻，风雨雷霆，无一不有韵有调，与他们日日相伴。渐渐地他们发现，鸟兽的鸣叫、毛色、迁徙都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通过《尧典》的记载我们知道，至少在帝尧时代，人们已经懂得鸟兽在春分时会交尾繁殖，夏至时羽毛会脱去，秋分时羽毛又红又专重新生出，而冬至时则已羽翼丰盈，这些变化显然是为适合四时阴阳变化的必然结果。当然，古人最初很可能是通过对候鸟的观察才深切地感悟到这一点，或许因为古人对太阳的重视，导致了他们对作为这个神祗的象征的鸟的偏爱。据现代科学对候鸟迁徙的研究表明，一个没有历法的鸟群为什么会沿着一定的方向定时出发，又定时返回？原来它们是靠着星辰的指示来决定方向，靠着昼夜长短的变化来决定行期，这种神奇的生命节律真好像是一只操纵一切的无形之手。但是瞰在不明真相的古人看来，鸟当然最可能被认为是善知天时的神物，它的鸣唱预示着天时变化的和谐一致，而这种声音自然也就是表现天地阴阳调和的协和之音。于是先民们模仿凤鸟的鸣叫创制了十二律，并兼取雄雌之音，作为十二个月中每月阴阳和谐的标准音律。因此，这种能够发出协和之声的律管也就自然可以充当检验天时和谐与否的工具。《隨书·律历志上》：“昔者淳古苇籥，创睹人籁之源，女蜗笙簧，仍昭凤律之首。”《吕氏春秋·大乐》：“音乐之所由来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讲的都是这番道理。

西汉时期的人们对这些道理的认识仍然很深刻，当时的有关文献对音律与候气的关系阐述得也很透彻。《淮南子·天文训》云：



    律之数六，分为雌雄，故曰十有二钟，以副十二月。……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与五如八，故卵生者八窍。律之初生也，写凤之音，故音以八生。黄钟为宫，宫者音之君也，故黄钟位子，其数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钟。林钟之数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蔟。太蔟之数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吕。南吕之数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数六十四，主三月，下生应钟。应钟之数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宾。蕤宾之数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吕。大吕之数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则。夷则之数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夹钟。夹钟之数六十八，主二月，下生无射。无射之数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吕。仲吕之数六十，主四月，极不生。官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应钟，比于正音，故为和。应钟生蕤宾，不比正音，故为谬。日冬至，音比林钟，浸以浊。日夏至，音比黄钟，浸以清。以十二律应二十四气之变①。



钱塘《补注》：“十二律主十二月，由于候气。律者，述阳气之管也，故所候皆为阳气。十一月，阳气动于黄泉，入地中八寸十分一，故以黄钟候之。十月，阳气穷于地，上迫地面四寸十分二，故以应钟候之。应钟短于黄钟三寸十分九，盈月得冬至，则当以三寸十分九减本律三分，为黄钟气应之限，中间四寸十分二，即阳气从下而上之处也。而五月阴生之始，蕤宾短于黄钟二寸十分四，长于应钟减过之数一寸十分八。是阳气之长其数二十四，阳气之消其数一十八，中间四十二，又即消长之总数也。阴气消长之数如阳。其初阴上阳下，与黄钟应。经六月而阳长二十四，则阴至黄钟之分，是时阳上阴下，与蕤宾应。经六月而阳消一十八，则阴至蕤宾之分矣。盖阳气初长时，阴气适满二十四，至消为一十八，则阳满二十四矣。阴气初长时，阳气适满二十四．至消为一十八，则阴满二十四矣。应钟气应逾月而后黄钟气应，此应钟之所以为应钟也。以十二律论之，黄钟减五为大吕，此阳气之骤长也。自后每月减四，至中吕则减三，为蕤宾，所长微矣。自蕤宾以后，月减三分，五月至应钟盈月又减三，而阳气复荫矣。盖阴阳二气，初长时皆骤长五分，未消时已暗消一分，故二至之月，俱至黄钟、蕤宾之分也。应钟倍律长于黄钟三分，减之即得黄钟，犹减中吕三分而为蕤宾，皆气应盈月之验也；……《周易》卦气自下而上，律气亦然。蕤宾之月，阳气而黄钟而进，正满二十四分，而可谓之阴气乎？律之用减不用增，皆由阳气之自下而上为之也，故曰述阳气之管。且阳动阴静，灰之飞也，非其证乎？然则何以律有阴阳？曰：‘律之阴阳，从十二辰名之，在阳曰阳律，在阴曰阴律而已。’一律当一气。”钱氏的解释很精彩。律管之所以能候气，是以古人对于天文、数学等多方面知识的研究作为基础，这一点需要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

  尽管我们还不清楚十二月历法创立的准确年代，但是我们却可以肯定，所谓十二律应二十四节气之变的古制，一定是在一种更原始的形式的基础上一步步地发展起来的。理由很简单，我们不能认为二十四节气的产生比周代更早，而候气法的起源却显然在此之前。六律六吕阴阳相错，且每一律管主候二节气的做法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原始的候气形式很可能是在阴阳律管数量相等的情况下以律吕匹配主候一气。准确地说，古人最初的做法应是用四律四吕八律管主候四气，而后用八律八吕十六律管主候八节，这些方法可能相继行用了很长时间。然而候气法虽然准确，但也只能进退于前后五日之间，纵使可以做到月月不误，却不能做到日日不差。因此，当二十四节气确立以后，由于各节气之间相去不远，显然也就再没有以阴阳二律管主候一气的必要了，于是应十二月而有十二律管的古制终于定型，且六律六吕以象阴阳和谐。这既是候气法走向进步，也是候气法走向简约。

音乐由来既久，管律的出现当然不可能是晚近的事情，至少在今天看来，出土于地下的资料足已证明，古代文献中关于音律起源的种种记载似乎并非无稽之谈。20世纪80年代中期，位于河南省舞阳县的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批远古遗物，其中不仅发现了先民占卜时使用的龟甲，而且还有22支用丹顶鹤腿骨制作的骨笛（图版）②。骨笛

多为七孔，据对其中一支的测音研究表明，已备黄钟、大吕、太蔟、姑洗、蕤宾、夷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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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庄刻本“二十四气”作“二十四时”。

②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报告》，《文物》1989年第l棚；黄翔鹏：《舞阳贾湖骨笛的测音研究》，《文物》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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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吕、应钟八律①。这使人相信，十二律在当时很可能已经产生，而22支骨笛实际就是迄今我们所知的以骨为管的最早的骨律。骨律均由飞禽的骨骼制成，制作年代距今已逾七千年②，这些事实似乎都在提醒人们注意，我们的祖先关于黄帝制律以写凤鸣的追忆看来真是事出有因！

  远古骨律的再现引起了我们对古老的候气法的种种思考。我们注意到，22支律管多数呈两支一组随葬于墓葬之中，这使人想起雄律雌吕的律吕古制，况且测音的结果同时表明，出土于同一墓穴中的两支律管的宫调具有大二度音差，证明当时的律制确有雄雌之分③。当然，雄律与雌吕的并存可能使人再不会相信传统的律制起源的传说只是神话，其实它所提供给我们的暗示恐怕还远不止这些。就贾湖遗址出土的骨律而论，它们与候气古法的关系显然比其作为乐器更密切。墓葬中出土的22支律管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14支律管每两支一对，分别出自七座墓葬；第二组8支律管分别单独出自八座墓葬。而出土律管的十五座墓葬中，有八座还同时出有用于占卜的完整龟甲④。我们设想，原本埋葬成对律管的墓葬可能也像埋葬单支律管的墓葬一样而有八座，或许由于发掘面积的局限或其他某种原因，第一组墓葬未能得到全面的揭示。但即使如此，已有的现象也足以说明，律吕相配的双管候气与单管候气应该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候气观念。如果是这样，我们至少有理由做出两点可能的推测：

  一、如果十六支律管为八雄八雌，这岂不与我们理解的八律八吕主候八节的古制相合！

  二、随葬骨律的墓主很可能就是分掌八节，并能调音定历的方士，这些人物在上古时代被称为“八能”或“八能之士”⑤。《续汉书·律历志上》记古之候气，“效则和，否则占”。其中八座墓中又随葬占卜用龟，数量有时也是八枚，巧合八节，它的作用很可能是备候气不应时占卜之用。

  候气法的起源想来是十分悠久了，但它的具体做法是否应像后世文献中记述的那样，现在还不敢妄断，这里既有因时而异的变化，也自然会有亘古不变的传统。司马迁记周武王讨伐殷纣，吹律听声，从春至冬，杀气相并，音律都有所反映⑥，则是候气的另一种形式。至于说到音律的作用，当然更广，不过与天文的关系已经不大，这里就不再多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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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吴钊：《贾湖龟铃骨笛与中国音乐文明之源》，《文物》1991年第3期。

②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报告》，《文物》1989年第1期。

④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舞阳贾湖》上、下卷，科学出版社，1999。

⑤又可参见《易纬通卦验》。

⑥《史记·律书》：“伐纣，武吹王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同声相从，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张守节《正义》：“人君暴虐酷急，即常寒应。寒生北方，乃杀气也。武王伐纣，吹律从春至冬，杀气相并，律亦应之。故《洪范》咎征云‘急常寒苦’是也。《兵书》云：‘夫战，太师吹律，合商则战胜，军事张强；角则军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军和，主卒同心；徵则将急数怒，军士劳；羽则兵弱少威焉’。”

上文摘自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191-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