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曾国藩对于晚清政坛的影响很大。正如《清史稿》本传所说，他“成就荐拔”的人才“不可胜数”，以致“疆臣阃帅，几遍海内”，就是说他所推荐的人才，很多都在全国各地担任封疆大吏。

据学者统计，曾国藩一生举荐、培养人才共四百多人，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学术研究、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其中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级别的有李鸿章、左宗棠等；官至督抚堂官的有彭玉麟、杨载福、丁日昌、沈葆桢、陈宝箴、郭嵩焘等；从事学术研究的有合称“曾门四大弟子”的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等；从事翻译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则有数学家华蘅芳、李善兰等。

https://p8.itc.cn/images01/20220313/795c75354e1348e89797761d2153adba.jpeg曾国藩像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能造就培养这么多人才？他究竟是如何打造人才团队的呢？简单来说，在打造人才团队方面，曾国藩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做法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即重视搜罗人才，重视鉴别人才，重视教导督责。

01

重视搜罗人才

正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想成就大业的人，无不重视人才。曾国藩对于人才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早在做京官时期，他就广事交游，注重结交人才。道光三十年（1850）三月，在道光帝刚刚去世，咸丰帝即位之初，曾国藩就在《应诏陈言疏》中指出“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专门讨论人才问题，详细阐述用人“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的主张，可见其对人才问题筹谋已久。

到创建湘军同太平军作战时期，战事的发展需要大量军事指挥人才、后勤供应保障人才、参谋文职人才，也使得曾国藩更加注意搜罗人才，他的幕府也可谓人才济济。然而，他仍然不无“乏才”之叹。如他曾在给胡林翼的书信中慨叹“添营甚易，得统领之才千难万难”，可见其求才心切。他奉命署两江总督，即发告示，“令绅民保举人才”，强调“以两江之才，足平两江之乱”。

https://p7.itc.cn/images01/20220313/3aa3072ed0b143e0bed04df2c79acdd7.png胡林翼铜像

到战事平定之后，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时，发布的《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其中第十条就是“奖借人才，变易风俗”，认为“欲厚风俗，不得不培养人才”，提出“本部堂分三科以求贤士：凡孝友为宗族所信、睦姻为亲党所信者，是为有德之科；凡出力以担当难事，出财以襄成善举者，是为有才之科；凡工于文字、诗赋，长于经解、策论者，是为有学之科”，并详细规定了举荐及奖励的办法。

由此可见，曾国藩无论在哪个时期，做什么官，注重搜罗人才的做法是一以贯之的。

02

重视鉴别人才

当然，仅仅搜罗人才还是不够的，还要善于鉴别人才，发现不同人才的个性、特长，知人善任。

曾国藩素有知人善任之名，《清史稿》本传中称“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可见当时人们已经把他鉴别人才的本领说得神乎其神，以致后来人们将讲识人术的《冰鉴》一书也挂在曾国藩名下。

曾国藩确实非常重视对人才的鉴别使用，他曾在笔记《才用》中说：“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鉏铻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以生动的比喻说明用人要“当其时当其事”的重要性。

曾国藩曾在给学生李瀚章的书信中提到如何区别使用人才，其中说：“大抵人才约有两种：高明者好顾体面，耻居人后。奖之以忠，则勉而为忠；许之以廉，则勉而为廉。若是者，当以吾前信之法行之，即薪水稍优，夸许稍过，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间，不妨略示假借。卑琐者本无远志，但计锱铢。驭之以严则生惮，防之稍宽则日肆。若是者，当以两君此信之法行之，俾得循循于规矩之中。”所谓“高明者”大约就是较有上进心者，对这类人要予以优待，“卑琐者”大约是胸无大志者，这类人要用规矩管束。

https://p7.itc.cn/images01/20220313/74912269b5a94554a8dff9fa9c178e3b.png李瀚章（李鸿章之兄）像

曾国藩强调求人“须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所谓“有操守”就是品德要好，“无官气”就是肯实干，不浮在文牍之中，“多条理”就是做事有办法，“少大言”就是不浮夸。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人才的考察，也是在实践中考察。只是他阅历丰富，洞达人情世事，所以尤其善于鉴别人才。

03

重视教导督责

搜罗人才、鉴别人才都很重要，但理想的人才总是不易得，这就需要用人者加以培养，重视对其进行教导督责。

曾国藩非常重视对下属进行思想教导。如他在给下属请示文书的批复中，除了具体的事务性指导，也有不少思想性指导。他在《洪副将德发禀接带湘前左营日期》中说：“作营官之要，不外勤、廉、明三字。勤则足以率众，使常有奋兴之象；廉则足以服人，不致来怨讟之声。此皆人力之所能为也。惟明之一字，须带有几分天性，然亦可以由人力做去。如事理有不明者，时时向统领、僚友讲求之，退而加以思索，思之不得，仍复再问，必使了然于心然后已。如此日积月累，自觉进益无穷，心境渐几于明白矣。该营官打仗勇往，本部堂尚可放心，惟须于此三字加意用功，庶不负余厚望。勉之！勉之！”这三个字，对于今天各个岗位上的领导者，也都是非常适用的。

当然，仅仅提出指导要求往往还是不够的，对于培养人才来说，更要亲身示范，加以督责。比如李鸿章原是富家子弟，初到曾国藩幕府中时，不适应曾国藩天明吃早饭的习惯，不愿意起早床。有一天，李鸿章借口头痛，推辞不去赴宴。曾国藩派了一拨又一拨人去叫李鸿章，说：“一定要幕府人员到齐才开饭。”李鸿章无奈，只能踉踉跄跄披衣前往，曾国藩也没说什么。直到吃完饭，放下筷子，曾国藩才一脸严肃地说：“少荃（李鸿章的号），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正是在曾国藩的督导之下，李鸿章也养成了早起的习惯。李鸿章后来对人说：“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

https://p5.itc.cn/images01/20220313/9bd9c08311604697a4e4ae3f24bafa39.jpeg李鸿章像

曾国藩的人才思想，需要我们细心去体察感悟，学之将受用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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