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回乡观感与期盼(根据信孚大学堂语音整理）

大家新年好！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天，我是第一次开讲，没有经验，不知道该讲些什么，面对现实世界诸多敏感话题，我不知道从何说起，也没有做准备，那天在群里自告奋勇，是因为一段时间没写文章了，有些读者很关心我，纷纷打探沉默的原因，实际上是禁忌太多，所有发文平台都被封了，各路神仙对时评内容严防死守如同惊弓之鸟，写了时评也无处可发。

对于一个坚持了快20年的时评人来说，不发声肯定是一种折磨，好在可以从浮躁的世界中解脫出来，有更多的时间安心读书和思考，並且及时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一些好文章，生活忙碌且充实。春节回到乡村，跟当地的一些同学和外地返乡的朋友相聚，有一些肤浅的观察和感受，跟大家一起分享，由于比较凌乱，不足之处望大家理解和谅解。                  

一个县级政府，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的缩影，透过一个县，我们可以知悉这个社会的一些現象和本质甚至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次回乡最大的感受是县级经济似乎并沒有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到处呈现的都是歌舞升平的繁华景象，更沒有感受到一线城市所谓经济的寒冬。无论是从餐饮业还是酒店住宿还是房屋销售还是遍布城乡的挂本地牌的各种汽车来看，这个县的经济看上去还是呈现出CCTV所展示的梦幻般的繁华美景！                  

这个县的物价指数基本上跟一二线城市一样，几个人随便吃一顿饭要几百上千元，上档次的餐馆一桌很普通的饭一般要2000元以上，钱从哪里来，一般公务员的月收入只有几千元，农民的低保甚至只有百来元，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这是一个农业大县，人口鼎盛时期有一百多万，后来将一部分切出去新建了一个县级市，现在常住人口还有近百万，这里没有工业，也没有矿产资源，农业收入更是微不足道，在县里能够赚钱的项目和机会也很少，最新的GDP接近400亿，这个经济总量看上去不错，但含金量是不夠的，除了水份很多都是重复建设堆积起來的数字，财政收入不足18亿，18亿财政收入却要养活近3万个吃财政饭的人，从去年开始，吃财政饭的人员还在增加，每个乡村每个社区要增加一名党建专干、一名政保专干、一名专职警察。钱从哪里来？

绝大部分都是靠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以及一些农业资金补贴来维持，据说公务员的人头费大约为30万，当然近三分之一的教师和财政编外人员达不到这个水平，一万多公务员中，副科级以上的公务员接近一千人，这一千人构成了一个县级政府的核心利益圈，过去吃喝鼎盛時期，县级财政几乎都是吃喝财政，除了发工资，基本上都被这个核心利益圈吃掉了。

公务员现在的年收入包括年终奖大概在四至七万之间，有寻租收入的仅限于有实权有油水的副科级以上部分人员，在这里，香烟就是硬通貨，逢年过节送几条香烟是常态，过去一般送县级官员四条烟就夠了，现在需要六至八条，也就是相当于6000至8000元现金，送烟谈不上是行賄受贿，纪委处理起来也比较轻，一个廉洁的县级官员，一年的烟钱大概在百万上下甚至更多，而城市居民和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一般每月1000多至3000元不等，农民的低保补贴和农村五保户的生活費每月只有区区几十元至几百元不等。

这个县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房地产搞得热火朝天，房价几年前只有3000多元/平方米，现在普遍涨到6000元/平方米甚至更高，县城盖起來的房子足夠居住百万人口，可是到处还在大拆大建，而且每一个新盘开卖都非常火爆，好的楼盘一开盘就被抢购一空。

像恒大碧桂园等大型地产商都跑到这个县里来盖了一片又一片住宅小区，一些与当地官员交易深厚的中小地产商也各显神通推出一些位置好有特色的楼盘，如此之多的房子卖给谁了，除了公务员，更多是卖给了外出打工的群体，外出打工的群体为了让小孩将来在城里读书，一般都会攒钱在县城买一套房子。

这个县的中年人有一半在外面打工，毎年春节都要回家住一段時間，在农村的都会盖一个新房，新房也只是春节期间住几天，平时完全空闲着，这里种田种地的年輕人几乎看不到了，只有年迈的老人还在田间地头忙碌。稍微年轻点的人在外面打工賺了钱要么在老宅上盖新楼要么在县城买一套房，在城里买也是为了让子孙今后读书方便一些，因为现在只有城里才有比较好的教育条件，下面的乡村中小学越来越少，有的乡村学校已经招不到学生，这种情况下，乡下人纷纷往县城集中，或者往大一点的镇集中。

过去记忆中热闹的乡村一去不复返了，乡村一片凋零衰败，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乡村长大对乡村都有深厚的感情，但是现在的乡村除了老年人或留守儿童之外，几乎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这可能不是我们一个地方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都比较普遍，特别是过去人口众多的几个大省，湖北湖南四川广西，这些地方比较突出。

这个县的经济主要靠外出打工的人在支撑，外出打工的人集中在几大块，一是外出在建筑工地打零工或当小包工，往往都是夫妻同行，俩两口一年可挣回來十多万甚至二十来万，这批有点经验的泥瓦工一般在外干了十多年甚至二十年了，而且也面临着断代，他們的下一代几乎不会种地也不会建筑工地的技术活或苦力活，隨著这一批劳动力的消失，今后建筑工地恐怕很难找到干活的人了。

这批人往往会在家盖楼或在县城买一套房，但这些房子平时都是黑灯瞎火，农村的房子一个比一个盖的豪华，有些房子动辄花了上百万，这些房子平时都是空在这个地方没有住人。这个县还有一大批人在各地做化妆品生意，他们出去最早的一批人是在15年前，应该赚了很多钱，初期以銷售假冒伪劣化妆品为主，渐渐在各地形成规模也占据了优势，先是贴一个牌，或者是用一个正規的品牌在广州加工生产，后期从事批发业务，这个县可能有10万人在干这个，最鼎盛時期汇回县里的钱一年有十多亿，极大地促进了县级经济的繁荣。

这个地域不同的群体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有几个县市的外来工几乎垄断了全国各地高校的打字店和复印店，很多孩子从小跟着父母走南闯北漂泊四方。这个县的繁荣主要是靠打工经济在支撑，每年春节期间大小宾馆酒店爆滿，县里的五星级酒店更是一房难求，订餐不提前根本吃不上饭排不上位，高档餐馆从腊月二十四到正月初十，每天上午10点开始，像吃流水席一样每两个小时就要翻台，你不走也得被后来的人轰走，这种现象在別的地方并不多见。    

这个县现在和大城市一样到处都在挖，到处都在建，没有一条可以正常奔驰的道路。看上去好好的道路这几年不断地在挖在建，这当然这有助于提升GDP，但不会改善民生增加老百姓的福祉。过去在一线城市或者二线城市看到的大拆大建的场景，现在基本上已经全面覆盖到三四线城市。

这一轮基建完了之后，这个国家的城市化基本上接近尾声了，以后再也不可能有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像一线城市能够盖房子的土地已经不多了，要么往郊区扩展，或者重建一些卫星城市，三四线城市这几年都盖满了房子，GDP增长与三四线城市的扩建有密切的关系，不知道这轮基建完了之后，经济增长到底靠什么拉动现在还看不出来。                      

县委书记相当于一个小的核心，大大小小的人事定夺基本上都是书记一人说了算，书记也是一言九鼎，可以一锤定音。由于权力集中在书记身上，碰上一个好书记对当地老百姓来说或许是好福气，书记要是不得力，经济肯定搞不上去，瞎折腾还会让当地老百姓遭殃！

书记三年前上任，上任第一年，我听书记说，他准备干三件事，扎扎实实地干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让每一个村恢复过去的医疗室，还要在每个乡村盖一个养老院。因为乡村的很多五保户没地方住，也没地方吃，还说要恢复乡村小学，随着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乡村小学越来越少，他说要把乡村小学建得更好，派好老师充实到乡村第一线。我听了想为这个书记点赞，但是能不能真正做起来，我是有疑问的。三年过去了，再回去看，城市建设大张旗鼓在做，当时承诺的或者想下决心要做的三件大事，基本上一件都没有真正落实。

留守乡村的老人大多身体有病不能外出打工了，更不适合带小孩。但是外出打工的人都把小孩交给了老人，现在的老人不仅养了第一代，甚至还在养第二代和第三代。这是很可怕的，老人的思想早已跟不上这个时代，或者他所处的时代，如果还是用过去的老办法来教育第二代和第三代，显然会出现许多问题。

随着老人年龄的增长，身体的衰残，老人大多没有能力或者没有精力来抚养孙子辈的孩子。这些留守的孩子，从某种程度上处于无序的野蛮生长状态，他们从小缺少父母的爱，自卑厌世甚至心里深处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种伤害很难治癒可能影响终身甚至影响到他们的下一代。

外出打工的父母每年回去跟孩子见一面就匆匆离别了。这些孩子从小在思念中长大，对父母既有爱的一面又有恨的一面，现在的父母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总以为不出去挣钱不出去打工，不能为孩子创造良好的条件，诸不知最终还是害了孩子，没有哪一个留守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心理是健康的或者是正常的。

未来中国这一代留守儿童留下的社会问题，现在只是刚刚开始，这个社会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守儿童遗留的社会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不可怱视不能回避的社会问题。

还有一个现象是中年男子和年轻男子外出打工，留下一些中年妇女或年轻女人带孩子，也存在一些社会伦理问题，可能涉及到婚姻家庭还有一个性的问题怎么解决？许多农村性的问题极其混乱。武汉大学有个院长曾经在乡村做过一番调研，对乡村的混乱衰败深感忧郁，现在有钱的人基本上不会再回到乡村去了，或者是读了书的人再也回不去了。不像过去民国时代，读书人或者辞官的人还可以回到本乡本土，去做一些教书育人的工作，但是现在基本上没有这样的可能了，即使有钱人想回去，实际上乡村也不可能接纳他们。

反腐之后，一些科级官员的心态在发生变化，消极怠工不作为的现象很普遍，甚至有些权力部门的科级干部主动提出辞职，不想干了，因为干下去没有什么油水，没有油水还有风险还有责任。那些没有油水的科级干部或者是不准备往上升的科级干部，提出辞职的不少，这个县副科级以上财政独立核算的单位有240多个，副科级以上的近千人，如果其中一部分人不愿意当官了，或者是不愿意干了，是否意味着基层政治生态正在发生某种变化。

提出辞职的或许是一些胆小的人或是不适应大环境的人，官场的腐敗过去是常态，现在虽然有所收敛，但逢年过节不去跑不去拜是干不下去的，现在讲不许跑官不许送礼也不许要官，显然还是个笑话。尽管有一些人提出辞职不想干了，还有一些没有尝到甜头的依然想干，提出辞职的往往是过去干了十年八年的科级干部，捞得钵满盆满了，为了安全着陆或者是保住已有的财产，过去没有捞到钱的，还是想尝试当这个科级干部的！

一个县级政权管辖的范围比较宽，下面的主城区街道书记或者像教育局公安局财政局等重要部门的实权人不亚于一个副县长，一个县经济发展的怎么样，取决于县委书记想不想干事干敢不敢干事。这个县的书记三年前上任以后，县里前前后后投资了上百亿，后续工程真正干完的话，估计还得上百亿！

钱从哪里来？那就只能拼命发债，但是县里没有资格发债也没有过硬的发债主体，可供抵押的东西也很少，只能不断的招来一大批企业垫资，垫资之后就用土地作补偿，拿到土地的企业又把土地抵押到银行，所以说形成一个债务链条，如果最终项目做不起来，或者投资商不能收回投资，实际上来承担债务的还是银行。                      

还有一点可以跟大家讲一讲，这次回乡接触到方方面面的人，无论是从党政机关回乡的体制中人，还是在外地混得有头有脸的人，大家对当前的局势都会表达出罕见的担心，认为迟早要出大事，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些人过去可能并不关心所谓的国家大事，不太关心政局的变化，这次跟他们接触，发现他们关心的程度实际上比我们更深入，有些看法比我们还要清晰，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也是过去不曾有过的。

这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过去一直在关心这个社会的变化，我们一直在做一些常识性的启蒙工作，现在看来还是没有白费功夫，不少体制内的人过去不说，现在愿意说，这说明清醒的人越来越多了。当体制内的人愿意站出来为这个社会发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社会才有希望，才会发生某种意想不到的改变。倘是如此，我们孜孜不倦的启蒙目的，实际上已经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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