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是个大家庭，人口众多。全家9口人，只有父亲和母亲两个劳动力在生产队里挣工分。每年秋天，我家都因挣的工分少，在生产队里“涨肚”（欠生产队的饥荒），领不到足够全家人吃一年的粮食。

　　父亲是村里有名的大孝子，看到一家老小有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心如刀割。万般无奈，父亲狠下心来，开始实施他心中谋划已久的“拾粪补粮”计划——父亲、哥哥和我一起，在冬天给生产队拾粪挣工分，再用工分向生产队换取粮食。

　　那年我刚满11岁。

　　北方的冬天嘎嘎冷，滴水成冰。早晨的气温是一天里最低的，平均达到摄氏零下30多度。我和哥哥天不亮就被父亲“赶”起来，穿上棉袄棉裤，戴上狗皮帽子和棉手闷子，脚上穿着胶皮鞋，挎着粪筐，手握铁锹，走街串巷到处拾粪。拾满一筐，就挎回家倒在院子的角落里。父亲给我和哥哥定下了拾粪指标，每天早晨在上学之前，每个人必须要拾满3筐粪，否则就不让吃饭。

　　那时，我长得瘦小枯干，一满筐粪压在我的胯骨轴子上很是疼痛，但为了太奶奶、爷爷、奶奶和妹妹们能吃饱饭，我依然咬紧牙关完成任务。后来，父亲看到我挎着粪筐走路趔趔趄趄的样子，很是心疼，便做了一个小爬犁。有了小爬犁，我和哥哥轻松了许多。

　　那个冬天，我们父子三人拾的粪在院子里堆成了一座小山。开春，生产队长派社员和生产队会计到我们家收粪，一过秤，足足3万斤粪。我和哥哥在旁边四只眼睛盯着会计在账簿上记下了60个工分。我和哥哥得意地看着父亲，父亲眯着眼睛笑了。如果按去年的生产队分红计算，60个工分能分到60块钱或分得200斤小米或400斤苞谷呢。有了这些额外分得的粮食，我们家再也不用为揭不开锅发愁了。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转过年的春天遭了大旱，庄稼收成不好，到秋后一核算，我们父子三人拾一个冬天的粪所挣得的60个工分，只得到生产队的分红6毛钱。

　　父亲的“拾粪补粮”计划彻底失败了，但那一段艰难岁月却永远沉淀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一生也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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