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11岁。那时，我家是个大家庭，上有太奶奶、爷爷、奶奶，还有父亲、母亲，下有哥哥、我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全家9口人，只有父母两个人在生产队里挣工分。每年秋天，我家都因为工分少而领不到足够的粮食。

　　看到一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父亲狠下心来，开始实施他心中谋划已久的“拾粪换粮”计划。父亲叫上我和哥哥，起早上街拾粪，将粪交给生产队挣工分，再用工分换粮食。那时，北方的冬天滴水成冰，我和哥哥天不亮就被父亲喊起来，挎着粪筐，手握铁锹，走街串巷到处拾粪，拾满一筐，就倒在我家院子里。父亲给我和哥哥定下了拾粪指标，每天早晨上学之前，每人必须拾满3筐粪。

　　那时，我长得瘦小枯干，一筐粪压得我的胯骨生疼，父亲看我挎着粪筐走路趔趔趄趄的样子，做了一个小爬犁，让我拉爬犁，哥哥往粪筐里拾粪。有了小爬犁，我和哥哥轻松多了。

　　那个冬天，我们父子三人拾来的粪堆成了一座小山。开春的时候，生产队长派人到我家收粪，一过秤，足足3万斤，值60个工分。我和哥哥得意地看着父亲，父亲眯着眼笑了。按照上一年的算法，这60个工分能分60元钱、100公斤小米或200公斤苞谷碴子。有了这些粮食，我们家就不用为揭不开锅而发愁了。

　　万万没想到，那年春天遇上了大旱，庄稼收成不好，地里没打多少粮食，到秋后核算，每个工分只值1分钱。我们父子三人拾了一个冬天的粪，只分到6毛钱。佟才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