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当尧之时，水逆行，汜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龙蛇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以上禹。）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汗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汗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以上周公。）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下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以上孔子。）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元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下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以上孟子自叙。）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与区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戎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译文】公都子说：“别人都说夫子喜好辩论，请问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我难道喜好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社会产生很久了，时而太平，时而动乱。在尧的时候，洪水横流，在中土泛滥，龙蛇在大地上居处，民众无处安身，低处的人筑巢、高处的人挖洞。《书》说‘洚水告诫我们’，洚水就是洪水。于是派禹去治理，禹掘地引水注入大海，把龙蛇驱赶到泽地，水沿着地上的沟道流动，这就是大江、淮水、黄河、汉水。水患既已解除，鸟兽不再危害人们，百姓们才得以在平原上居住。
    “尧、舜去世以后，圣人之道逐渐衰微。暴君接连出现，毁坏了居室来做池沼，使民众无处安息；废弃了农田来做园苑，使民众不能谋生，邪说、暴行随之兴起，园苑、池沼、草泽增多并招来了禽兽。到了殷纣时，天下又大乱了。周公辅佐武王诛杀殷纣、讨伐奄国，与这些暴君征战了三年，把飞廉追逐到海边处死，灭掉的国家有五十个，将虎、豹、犀、象驱赶得远远的，天下的民众都非常喜悦。《书》说：‘多英明伟大啊，文王的谋略；大大地继承发扬啊，武王的功业。帮助、房发我们后人的，都是正道而没丝毫缺陷。’
    ‘周室衰微，正道荒废，邪说、暴行随之兴起，臣属杀害自己君主的事出现了，儿子杀害自己父亲的事出现了，孔子为之忧虑，写作了《春秋》。《春秋》所记述的是天子的事，因此孔子说：‘将使世人了解我的恐怕只有《春秋》了，将使世人责怪我的恐怕只有《春秋》了。’
    “圣王不出现，诸侯肆无忌惮，在野人士横加议论，杨朱、墨翟的言论充斥天下，世上的言论不属于杨朱一派便属于墨翟一派。杨家主张为我，是不要君王；墨家主张兼爱，是不要父母，不要父母、不要君王就是禽兽。公明仪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而民众却脸带饥色，野外有饿死的人，这是放任野兽去吃人。’杨墨的学说不破除，孔子的学说不发扬，就是用邪说来欺罔民众、遏止仁义。仁义被遏止就是放任野兽去吃人，人们将会相互残杀。我为此感到忧虑，所以捍卫先圣的准则，抵制杨墨的学说，批驳错误的言论，这样主张邪说的人就无法兴起。邪说兴起在人们的心中，会危害他们所做的事情；兴起在所做的事情里，会危害他所施行的政务。即使圣人再度兴起，也不会改变我的结论。
    “过去禹制服了洪水使天下太平，周公兼并夷狄、驱赶猛兽使百姓安定，孔子写作《春秋》使作乱的臣属、不孝的儿子害怕。《诗》说：‘痛击戎狄，遏止荆舒，无人敢于抗拒我。’不要父母、不要君王，是周公所要痛击的。我也想去端正人心，破除邪说，抵制偏颇的行为，批驳错误的言论，来继承三位圣人。我难道喜好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敢于抵制杨墨学说的人，就是圣人的门徒。”

                                                                                            ----《经史百家杂钞》，转引自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 教学文摘 → 孔子、孟子:立言，予岂好辩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