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胜群

  谈到说话，张中行先生有“三不说”——

 “一种是不说假话，比如依时风，要如背九九歌，说什么什么是真理，我或则躲开，不提这类事。万一躲不开，也说真话，是不信。另一种是不说大话，比如我既怕苦，又怕死，就不随着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还有一种是不说官话。官话者，在上者喜欢听甚至限定说之话也。还可以变个形式，即话非原样，精神却合于最高指示是也。凡此，我都不欣赏，也就不收容于话下。”（《负暄三种》）

“三不说”，从字面上看，好像很容易。其实，做起来，真的很不容易。巴金等大师，都曾因说真话而困扰过。

 讲名气，知道巴金的人，肯定比知道张中行的人多。但如果提起电影《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很多人就不陌生了——一个自私自利、不革命的知识分子。

 电影和小说，是文学作品，不能与生活中的原型完全划等号。但国人很喜欢联想，不愿意细想。这样一来，曾经是鼎鼎大名作家杨沫前夫的张中行，便倒了霉。

杨沫的儿子老鬼说：“张中行这个母亲的前夫，日子开始不好过，人们对他冷眼相看。认为他就是小说中的余永泽，自私，落后，庸俗的典型。无形中，他被母亲的这本书弄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

张中行是河北香河人，祖上三代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1936年北大毕业，当过教书先生。建国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辑。研究国学、哲学、禅学和文学。建国以来，一直默默无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借助宽松的文学环境，张中行如久埋尘土中的金子，大放光彩。不断有著作问世，“文学家”“哲学家”“杂家”“教育家”等多项桂冠纷至沓来。

历经各种运动而不倒，看破红尘，超脱尘俗，心胸豁达固然主要，但坚守“三不说”，也为自己避免了很多麻烦。其实，以我对张中行先生的短暂接触，张老似乎还有一种“不说”，即降低人格的话不说。

 1987年1月，哈尔滨的文学刊物《小说林》，因刊登了河北香河一位作者写的《杨沫的初恋》，而陷入了一场麻烦之中。当时，我是《小说林》编辑部的副主任，在处理这件事情时，有幸在京结识了张中行先生。

 相处的几天中，了解了先生的身世，对先生的遭遇很是不平，尤其是在《小说林》的这场麻烦中，先生更是蒙受了不公。于是，我劝先生将那段历史写出来，披露与众，先生却连连摇头。他在后来给我的信中写到：

 “为文将取不才事，窃以为必不可；一，无可传也；二，无实求名，如丑妇卖俏，自己汗颜事小，为高人齿冷则事大。故敢请必放弃此议。”

 你看，对尘封往事，虽然不是假话而是实话，不是大话、官话，而是平常话，实话实说而已，但有碍人格，断然也是说不得的。先生是学者，讲的是做学问，视真才实学如生命，一生唯此追求，怎会浪费时间和笔墨去搬弄那些不堪回首的陈杂往事？

 据说，杨沫逝世时，有人打电话问张中行，是否参加她的遗体告别仪式。张老回答：“参加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

 当年自京返哈时，先生托我将其《文言和白话》的手稿带到哈尔滨，转交给黑龙江大学的吕冀平教授。我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听过吕老师讲授的现代汉语语法课，是他的学生。返哈后，当我来到吕老师家，和吕老师谈论起张中行先生时，吕老师连声称赞不已：“大家学者也。”

不久，我收到先生寄来的两幅书法。作为插图，放入本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