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状

　唐宪宗元和六年秋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报父仇，杀秦杲，自诣县请罪。敕：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异同，固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奏闻，朝议郎行尚书职方员外郎上骑都尉韩愈议曰：

　唐宪宗元和六年秋季九月(公元811年农历9月)，富平县人梁悦为父报仇，杀死仇人秦杲，自已主动到县衙投案请罪。宪宗皇帝诏令称：“有关复仇的规定，若根据《礼记》的说法，在道理上说与仇人应是不共戴天的，但若引证法令条文，杀人的人就应当处以死刑。礼教与法令两项，都是帝王实行教化的重大根据，既然其间存在着这样的区别，固然应当通过论说辨析商量明白，应该让尚书都省召集有关人员共同评议，奏报闻知。”时任朝议郎行尚书职方员外郎上骑都尉的韩愈议论认为：

  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周官》，又见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

　臣下认为儿子替父亲复仇，在《春秋》、《礼记》、《周官》等典籍中都有记载，数都数不过来，从来没有因此而治罪的。按理说这是最应该被详细写进法律条文里去的，但是现行刑律中没有关于与杀父仇人不共戴天的条文；这并不是出现了有意存疑而未写出的文字，假如不允许为父报仇，便伤害了孝子的心愿，而且又违背了先代帝王的教训；若允许为父报仇，人们便将会凭借着法令擅自杀人，从而就无法阻止此类事情的发生了。

　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唉，法律虽然原本是圣人制定的，可执行法律的却只是一些普通官吏呀。作为思想、道德、行为等标准的经书条文中明确的，是由官吏们掌控的呀。所以圣人在经书里将此中的含义反复强调，而在刑律中又将此类条文深深隐没，圣人的用意是让执法的官吏一概本着法令裁决，而让尊奉经学的人士得以援引经典而加以议论。《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周官》说：凡是杀人而又合乎礼义的，就不准被杀者的亲属再次寻仇，如要报仇，则处死刑。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正合宜的举动，是可以的，公开杀人而且做得不够合适的，儿子是准许复仇的。这就是老百姓之间的相互仇杀啊。《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公羊传》说：如果父亲无辜被杀，儿子复仇是可以的。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不能忍耐父亲被无辜杀死这种遭遇，所犯罪行还不到杀头的地歩。诛者，上施于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如果把罪人杀死，就是皇上强加给普通老百姓的托词，就不是普通老百姓之间的相互仇杀。又《周官》曰：“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周官》又说：凡向人复仇的人，[事先]书面报告司法官，杀死仇人就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也就是说将复仇这件事情，必须事先报告给司法官，再去把仇人杀了就不算你犯罪。

　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如今皇帝如此关心法令制度，是想留下为自己服务的，不仅爱惜官吏们如此遵守法令，又怜悯孝顺父母儿子的心意，又要表明自己不独断专行，咨询我们这些僚属和群臣。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我认为复仇虽然名义上是相同的，但是事情的原由是不同的。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者；有时候是平民老百姓之间的相互仇杀，正如《周官》所说，现在就可以讨论。或为官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有时候是触犯刑律被官家（执法机关）所杀，正如《公羊》所说的，在如今就是不允许的。又《周官》所称，将复仇，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周官》又说，你将要复仇，向司法官吏告知就没有罪行可言，假如是无父或无父母的幼儿或贫弱无依的百姓，心里存着微小的复仇志愿且伺机观察对手的便利，恐怕就不能事先亲自告诉司法官吏了，未必可以认为今天就能断定了。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既然这样,那么是处以死刑还是免除和减轻刑罚，就不可一概而论。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应当将所规定的此项制度表达为：凡是为父亲报仇的人，事情被举发后，应当一概申报尚书省，由尚书省召集有关人员计议奏报，斟酌合理的情由作出应有的处治。这样，经书与刑律（道德与法律）便都不会失去各自的意指了。

　于是杖一百，流循州，今广东惠州府。后遇赦旋里。因此，对梁悦处以一百杖刑，流放到循州，就是今天的广东省惠州府。后来幸遇皇帝大赦天下不久便回到故乡。

   　峕大清嘉庆六年春三月吉　　西梁裔孙仝刊　当时（刻石时间）是大清朝嘉庆六年春季三月（公元1801年农历3月）一日　　　西梁堡（富平县昌宁村梁家）后代子孙共同（捐资）雕刻。

－－－《复仇状》。唐宪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九月，有富平人梁悦者为报父仇而杀人，且自束归罪，听凭发落。唯此类个人复仇案件直接涉及“王教之端”的“礼”和“法”，而刑官、有司并无明确的律条为判决之依据，一时竟不知所措。不过复仇案件已为世人所注目，其影响之大亦轰动朝野，以至于不得不提交朝廷圣裁。遂有宪宗专为此下诏作廷议之举。其诏曰：“在礼父仇不同天，而法杀人必死。礼、法，王教大端也，二说异焉。下尚书省议。”而是年秋，韩愈正值从河南令任上擢升为尚书职方员外郎，便应诏写下了此篇《复仇状》。清嘉庆六年三月(公元1801年)，族人在修建梁悦祠堂时，将其文镌刻镶嵌在祠堂正中墙壁内，供世人瞻仰学习。如今梁悦祠堂内署有“西梁裔孙仝刊”的韩愈《复仇状》石碑，就是民国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公元1943年）在原址基础上重新修建祠堂时，从破损的老祠堂内迁嵌至此的。

　以上内容《复仇状》为首次翻译，在此之前没有完整版本，全文断句参照前几年我的父亲梁崇俊先生遗文，翻译完成后经母亲刘淑莲女士多次斧正。敬请各位朋友及我的族人们指正。

　　　　　　　　　　　　－－－－孝梁8月21日完成于夏都新闻大厦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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