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沈括

                                     映日荷花

    苏轼（1047-1101）是宋代杰出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沈括则是北宋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科学家，是科学界的泰斗。两人之间有一段不寻常的关系。

    苏轼在英宗治平二年(1065)凤翔签判任满回京，转殿中丞判登闻鼓院。三月召试馆职，除直史馆。因父丧守制，治平三年四月，离京归蜀，熙宁二年（1069）二月返京，熙宁四年在京任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六月以太常博士直史馆通判杭州，离京赴任。除去中间一段因父丧守制，实际在崇文院任职仅三年六个月。

    沈括(1031-1095)，字存中，北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学识广博，是科学界的泰斗。其代表作《梦溪笔谈》。《宋史·沈括传》称沈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沈括出身于官宦世家，弱冠时就踏上仕途，仁宗嘉祐八年（沈括23岁），举进士第，除扬州司理参军，治平三年赴京，任昭文馆校书郎，神宗熙宁元年沈括迁馆阁校勘。是年八月，母亲许氏卒，沈括丁母忧回杭州。熙宁四年初返京复职，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兼任提举司天监，主持修撰奉元历以取代唐代的大衍历，先后任提举司天监、史馆检讨、集贤殿校理等职。熙宁九年（1076）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后出知宣州。

    由于这期间，苏父、沈母先后亡故，分别离京丁忧守制，苏沈二人同时在崇文院相处时间较短，仅仅是治平三年正月至四月，熙宁四年正月至六月，这两段时间相加，前前后后也不到一年。

    苏轼入崇文院较早，起步较高，起步即为直史馆，第二年即“以殿中丞、直史馆授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熙宁四年就已经是太常博士直史馆了；而沈括初入崇文院职位较低，是从校书郎开始，三年以后才升到馆阁校勘，提举司天监则是熙宁五年（1072）的事，这时已经入馆七年了。苏轼性格外向，热情奔放，直率豪爽，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而沈括性格内向，专注细致，刻板认真，委婉含蓄。由于职务、性格关系，两人交往较少。但两人才俊拱手，惺惺相惜，感情还是比较好的。

    按理说，科学与文学本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你搞你的科学研究，我搞我的文学创作，本来应该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相安无事的，可沈括在历史上还有改革家的名号，他还热衷政治，政治嗅觉灵敏，检举揭发他人的政治手段也不一般。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进行了大刀阔步激进的改革。沈括积极参与变法运动，受到王安石的器重与信任，担任三司使（国家财政最高长官）和朝廷派出巡察新法执行成果的钦差大臣，他在到处考察后，给王安石和皇上的汇报只是报喜不报忧，一派升平。苏轼与王安石这位改革宰相观点却不一致，和沈括“所看到”的也不一样。

    在王安石推行新政如火如荼时期，苏轼历数新政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敢于直谏，敢讲真话的苏轼，与新政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辩，自然遭到外放的命运，被下放到杭州担任通判。

    熙宁六年（1073），沈括作为钦差大臣到杭州检查农田水利建设。临行前向神宗辞行，宋神宗对沈括说：“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沈括后来果然按照宋神宗的圣谕对苏轼“格外关照”。

    沈括到杭州见到苏轼后，虚寒一番，回忆“当日在馆阁之事”，临行时他向苏轼索要新作，沉浸在昔日旧友的醇醪中的苏轼没有多想，就把近作许多诗词，包括后来授人话柄的《山村五绝》、《吴中田为叹》等均手书一份给沈括。

    沈括一回京城，立刻在苏轼的诗文中寻章摘句找出一些贬低诽谤新政的句子，加以详细“注释”后迅速呈送给王安石、宋神宗等，并说苏轼这些诗句“词皆讪怼”，如何居心叵测，如何恶意诽谤新政，藐视朝廷讽刺皇上等等，不愧“文字捕快”称号。沈括此举，本想取媚王安石和皇上，可没料到王安石竟置之不理，事久见人心，此时的王安石已经改变了对沈括的看法，他对神宗说“沈括是小人”。

    有史学家说，致使苏轼陷入文字狱“乌台诗案”的罪魁祸首是王安石。不错，王安石对反对变法的苏轼有看法，但王安石还没有卑劣到使出蓄意栽赃无中生有这种人所不齿的伎俩。“乌台诗案”结案前，王安石还曾上书劝神宗：“圣朝不宜诛名士”。

    苏轼遭遇“乌台寺案”，主要是李定、舒亶等新进小人的迫害，但根源却在沈括。正是沈括从苏轼的诗文中嗅出他“反对新法”；也正是沈括出卖苏轼邀功请赏的举动，才为苏轼日后陷入“乌台诗案”险罹杀身之祸埋下了隐患，换言之，沈括才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

    中华书局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王銍《元祐补录》：“《沈括集》云：‘括素与苏轼同在馆阁，轼论事与时异，补外。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则签帖以进，云词皆讪怼。轼闻之，复寄诗。刘恕戏曰：“不忧进了也？”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云。”

    沈括为什么要陷害苏轼呢？这应归因是沈括的操守人品，沈括是政治舞台上的“墙头草”“顺风倒”，为保护自己，见风转舵，卖友求荣，政治立场决定了他与苏轼的对立，这是由沈括的道德操守不佳所决定的。

    王安石罢相后，保守派吴充出任宰相后，原来异常积极支持变法的沈括立马转身，反戈一击，诋毁新法，与王安石划清界线。他向宰相吴充呈上了一份秘密报告，痛陈新法的种种弊端，竭力诋毁王安石。吴充看不起沈括的为人，就把这秘密报告呈送给了神宗皇帝。这样一来，不仅王安石鄙视沈括，骂他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神宗皇帝也看出沈括是个落井下石、两面三刀，朝秦暮楚的小人，“始恶括之为人” 。于是开始冷遇沈括，后将他出知宣州贬出京城。沈括老来备受朝廷和世人冷落，死后无人给他建碑，没有墓志铭，宋史上也没有给沈括单独立传。所以自北宋以来，沈括受到几个时代的冷遇。

    沈括尝著有《沈存中良方》（得称《良方》），苏轼尝著有《医药杂说》，后人将其合并，编为《苏沈良方》，现有多种版本行世。

    元祐四年（1089），七月，苏轼自京城赴任杭州，途径润州，沈括迎谒。以鄜延（今延安）所制石墨为赠。元祐六年（1091），苏轼在杭州以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召还，三月至润州，沈括获悉，即从梦溪园出发，前去迎谒。

    苏轼在《书沈存中石墨》中写道：

    陆士衡与士龙书云：“登铜雀台，得曹公所藏石墨数瓮，今分寄一螺。”《大业拾遗记》：“宫人以蛾绿画眉。”亦石黑之类也。近世无复此物。沈存中帅鄜延，以石烛烟，作墨坚重而黑，在松烟之上，曹公所藏，岂此物也耶？

    有人认为苏轼在这里对沈括称“存中”，可见对沈括敬重；“沈存中帅鄜延”五个字，更是饱含敬重，一个“帅”字，更是肯定沈括为国家所作的贡献，和朝廷对沈括的信任，对沈括可以担负为朝廷镇守边关重任的企羡；“以石烛烟，作墨坚重而黑，在松烟之上”，可以和铜雀台曹操“所藏石墨”相媲美，既是夸“石墨”，更是夸人，夸沈括敢于创新，也是对沈括情谊的称赞。

    我认为苏轼对沈括称字，夸赞所赠石墨，是出于礼貌，由此也可以看出苏轼宰相肚里能撑船，有容人的肚量，这从苏轼对王安石、对章惇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出来。其实苏轼从骨子里看不起沈括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