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公众最反感最愤恨的莫过于公共权力的滥用和无节制,因为与那些小病小灾相比这些滥用权力的后果更容易伤及他们的生活和身心,从而这种“人民赋予的权力”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日益削弱,表现为一种公信力的尴尬和失落,民众的政治敏感度越来越迟钝,更多的是一种无奈和愤恨,如果长此下去我们不得不担忧稳定的基础是否牢靠。
我们经常会看到,某某官员因为贪腐事发而落马,轻者开除公职开除党籍,重者入刑被判。而且屡屡会有更为严重的案例暴露出来,这种现象,不得不让人深思和分析。为什么权力可以被滥用,被寻租,滥用权力的底气也就是他们的权力从哪来,因为“人民赋予的权力”是不可滥用的,这可能是比较冠冕堂皇的说法。但我们如果深入思考一下滥用权力和滥用权力的权力这个问题,就会感到危险离我们很近,有时候还会感到很可怕。
如果从经济学上说,世界上没有可以固定的经济模式来运用,必须靠创新来解决各自的问题。在经济生活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权力对经济的蹂躏,而经济又不得不向权力献媚。所以,把经济问题换成其他问题,也是可以说得通的。之所以称为权力,那权力与经济的关系就不是平等的,经济经常受到胁迫,又没有选择性,只能被动的服从。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教授说中国是大多数人共同争取少得可怜的资源,而不是开发新产品新产业,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比通过垄断和买办来控制市场控制权力来得快,而且有后劲。
权力对经济的强制力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郑筱萸案件。郑筱萸曾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2007年被判死刑。在他的领导下,药监局在2004年一年批准的“新药”有10009种,其中不乏假药和劣质药。平均每12分钟郑筱萸就要签字批准一种新药的生产。“批文价格低则数百万元,高则上千万元”。同样在2004年,美国这个经济第一大国和具有世界第一研发能力的国家,一年里仅受理(不是批准)148种新药的申请。我们知道,药监局仅仅是众多的管理部门中的一个,其他的可以想见。
从政治学上来说,国家对权力的控制本是无可厚非的,也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办法。但审批单位为了维护审批权力带来的利益,就会控制再控制,设立更多的审批障碍,制造更多的环节。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们把国家机构变成了巨大的商业机构,而他们出卖的只有手中的权力,换取更多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奢谈服务意识就显得滑稽可笑了。究其原因,就是他们垄断了权力,唯我独尊,别无二家。而且必要时还可以“合法”的使用暴力,这种“合法”的使用暴力行为在房屋拆迁和征地过程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房主和土地拥有者失去的利益归政府和黑社会以及开发商共同所有。所以,你会认为他们直接经商是正当的和名正言顺的,其实他们出卖的商品仅仅是权力。
在经济全球化中,既得利益者对民族利益的侵害就更为明显。一些地方运用垄断权力阻碍商品的正常流通,却给外资以超国民的待遇。可见,外国的钱更受青睐,垄断利益已经没有道德可言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些垄断企业在国外上市就是政府部门在海外上市呢?企业把利润源源不断地输出给海外投资者,却忘记了这些资源的拥有者是整个民族,他们也需要享受这些资源,可除了涨价,他们感受不到利益的分配所带来的富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是他们利用权力占有的民族利益正在不断的外流。震惊国人的大量贪官携巨款外逃,如果这样一分析,就很正常了。因为这种滥用的权力和滥用权力的权力侵蚀了一些官员的灵魂,如果他们还有灵魂的话。
我们只能说人性是很脆弱的,金钱和权力的吸引力也是巨大的,别的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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