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苏轼后来也有点后悔那天说的话太冲了，可是有啥办法，他就是这样的性情中人，而且，最重要的是，程颐的确是太装逼了，苏轼是卖萌党的，看见装逼党就想调戏，忍都忍不住。

本质上说，他们两个性情上就不对付，苏轼一点儿也不喜欢程颐，当然对司马光和王安石，他虽然认他们两人是君子，却也不怎么合得来。在他看来，这些人整天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以为没他们天下就不行了，其实没他们，大伙说不定过得会更舒服，“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而在程颐看来，苏轼就是个问题少年，打着风流才子名号的小混混，真是小混混倒也就罢了，偏偏名满天下，风气就被这号人带坏了。

他们俩的想法其实都有道理。

司马光，王安石，还有程颐，就是太正经了，太以天下为已任了，把天下都担在自己肩上，所以很容易掐架。因为很简单哪，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为天下兴亡负责，天下兴亡就好比是自己手上运行的一个软件，它将在自己手里完美地运行，世界将在自己手里变得美好。但是天哪，这个软件怎么没有按我设想的去运行呢，这一定是个故障，我得修改它。那么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自然都是些故障源了。

苏轼呢，又太玩世不恭了点，这样也有其他的麻烦，别的不说，有好几个奸臣都被认为，或是自已认为是他的私生子，比如徽宗朝六贼之一的梁师成梁公公就自称是苏轼私生子，在党禁最严苛的时候请皇帝为苏轼平反，还给苏轼刊书，帮助苏轼后人。这事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但苍蝇不盯没缝的蛋哪，象司马光和王安石坚持不纳妾，甚至轿子都不坐的人，如何冒认？所以，苏轼固然风流而不下流，但如果由他来当政，招来的人有的风流有的下流，可怎么了得？

所以这两个人搞到一起，发生矛盾那是正常的，不发生矛盾那才不正常。苏轼一辈子就和这帮君子搞不到一块去，被王安石贬谪，被司马光贬谪，被程颐掐，而那个板着脸的皇帝赵顼呢，天哪，在他那里差点连小命都搭进去了，幸而他还颇有些女人缘——不管是老女人还是小女人——才有惊无险，死里逃生，为自己的风流佳话再续新篇。

这一次跟程颐的梁子呢，又是跟司马光有关。

那天是九月初六，是司马光的葬礼，同时又是给赵顼送灵牌的日子。司马光的葬礼是小程夫子主持的，给赵顼送灵牌是谁主持的不知道，但苏大胡子为人开朗，又健谈，又风趣，所以送完灵牌之后，倒俨然成了文武百官的领头者。送灵牌纪念活动一结束，苏大胡子就说，走，下一家，然后大伙就来到了司马光的家门口，结果被小程夫子拦住了。

小程夫子为什么拦呢？因为在送灵牌的时候，照例有纪念活动，而且照例，在太庙唱了些纪念歌曲，唱过歌再过来哭丧，不严肃，无法沉浸到对失去司马光的悲哀之中。于是小程夫子就说，干什么干什么，回去回去。苏大胡子很吃惊地说，怎么了，不是要给司马牛下葬么。小程夫子说，改天吧，你们刚在太庙唱过歌，孔子说了，如果我在丧事上哭过了，当天我就不会唱歌。苏大胡子说，我去，原来这规矩啊，可孔子说的是哭过了就不唱歌，也没有唱完歌就不能哭了啊。小程夫子气苦，说，反正不能进去，你这是参加丧礼，丧礼就要有丧礼的样子，咱是政治系，不是表演系。苏大胡子心想，哪跟哪呀，不就随个份子么，你还当回事了，还真以为每个人都会伤心哪。于是他就一边说，丢，政治系不就是表演系么，政客不就是演员么，然后就带人直接冲进去了。

冲进去一看，司马光的儿子孙子一大家子都不在灵前，只有孤零零一口棺材，苏大胡子又震精了，他回头说，喂，老程，话说那个孝子在哪，按规矩不是该在灵前接待下么，现在文武百官都来啦，后面皇上和太后也会过来，就这么对着口棺材？小程夫子说，按照古礼，孝子现在应该悲痛得难以自支，哪里还有精力接待这么多人？苏大胡子气苦，心想，你这老不死的真能折腾，然后脑子一转，嬉皮笑脸的说，古礼？我听说这好象是那个烂泥坑里的不得好死的叔孙通搞的礼吧，怎么，你还当成宝贝啦？

这句话有点意思，要知道的，因为秦火的缘故，很多古礼到底是真的古礼，还是叔孙通搞的，也的确说不清。当然，真要一条条地辩，小程夫子也未必辩不过，但问题是，玩急智，玩脑筋急转弯，程颐哪里是苏大胡子的对手哟，苏大胡子可是没事就跟佛印黄庭坚玩对口相声玩脱口秀的，还美其名曰机锋妙语的。于是小程夫子就这么败了，然后就当场被百官笑得满脸通红，梁子就这么结下来了。说实在的，小程夫子虽然古板了点，却是个真君子，后面皇帝和太后来的时候，也是对着口棺材发表讲话，以及进行赏赐，没见着丧子迎接的，倒不光是只对苏大胡子和文武百官。但是当场把小程夫子搞得下不来台，小程夫子能没意见？小程夫子没意见，他的那些门生，故旧，乡谊，追随者能没意见？人家可是大学者大教授哟。

现在梁子都结成这个样子，洛党和蜀党还能不往死里掐？结果呢，蜀党元气大伤，洛党退出舞台，反倒便宜了朔党。本来朔党就有司马光的金字招牌，有皇太后的撑腰，有上百年的北方士大夫传统，现在更是风光无限，一手打洛蜀二党，一手打新党，把新党贬得一个不留。再接下来，太后没了，小皇帝登基，他崇拜他的爸爸，他以绍圣为年号，又开始复辟新党，而新党的章惇再把旧党往死里贬，贬得“永世不得录用”，而且子孙不得恩荫。党争继续升级，早已是不死不休的局面，“君子以气，小人以毒”，最终就看谁毒得过谁了。

大概就是这样了，政见之争，意气之争，利益之争，地域之争，性情之争，以及不知道为什么争而争，争来争去，争得一地鸡毛，到底谁是新党，谁是旧党，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已经分不大清楚了，只知道，这是一个绞肉机，不管你是大文学家，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大军事家，最后出来，全是一个样子。至于千秋万岁名，算了吧，每个人都在记野史，各党各派各门生故旧，都在记野史，而正史也是修了一稿又一稿，只看谁坐在台上，谁又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苏轼居然有秋娘换马这么残忍的事情，其他人也一样，除了极少数之外，在诸多正史野史里，就没几个干净的。所以就是这样吧，什么新旧，地域，什么观点，立场，政治正确，看开一点，看淡一点，明白了就好。

苏轼明白了，在乌台诗案之后，让他入狱的是新党，但为他说话的也是新党，被他连累的是旧党，但落井下石的也是旧党。他从此变得极为达观，少年时代，他也向望过象汉朝的清流党那样，苟利国家生死以，但是现在，他已厌倦，只求笑傲大宋，“少读范谤传，老和渊明诗”，哪怕在琼州的苦难岁月，他也是甘之如饴。

范纯仁也明白了，他选择了另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他要象他的父亲范仲淹一样，贬到了哪里，就造福哪里，不抛弃，不放弃，不埋怨，不抱怨，就象他父亲给他取名“纯仁”一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只需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为国为民。

蔡京也明白了这一点，他选择了冷酷到底。他们兄弟本来才华横溢，不在二苏之下，却出身卑微，在政治漩涡中多年沉浮，新党首先看中他们的才干，王安石还把女儿嫁给他弟弟，接着司马光看中他五天尽废新法。不管是谁，他有求必应，因为他现在仍然卑微，但是如果有一天，上天给他一个机会的话，他一定会牢牢抓住，再也不会松开，不管用什么方法。生前身后名是个狗屁，他要的就是现世的利益，他不想象王安石一样回天无力，他不想象司马光一样连坟墓都几乎不保，他不想象苏轼一样差点把牢底坐穿，他不想象范纯仁一样贬谪到七十岁，他不愿意象新党旧党的很多人一样永世不得翻身，那种被贬来贬去的日子，他是一天也不想去过了。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因为大宋朝的风流天子即将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