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安出山，其实算不得什么好时机。

因为其一，他其时手中无一兵一卒。其二，陈郡谢氏当时也处于政治的低点。其三，他出山之后，并没有什么庙堂高位等着他，相反，一个极厉害的超级对手在等着他。其四，一个四十岁的人了，隐居东山之上，象庄子那样，拒绝各种官职的诱惑久了，现在真去做官了，难免为人所轻，也为人所笑。这最后一个，的的确确是发生了，为此事当面为人所笑，不是一次，而是很多次，如高崧，如郝隆。可是只有谢安自己知道，“公不出，奈苍生何”，也许只是戏谈，但如果他再不出山，谢家恐怕真的是要没落了，不仅谢家，连整个的士族力量，连同士族所支持的大晋朝，恐怕也要式微了。哪怕手中无兵无卒，也得勉强试一试吧。

有人说，谢安是在谢万战败的时候才决定出山的。其实，如果真等到谢万战败才考虑出处的问题，那就不是谢安了。

话说陈郡谢氏从谢鲲做名士，拼着被妹纸打落两颗门牙获得大名，从谢尚做将军，在邺城找到传国玉玺，替朝廷解决“白板天子”的尴尬问题获得大功，再到谢万做豫州刺史十余年，同时做桓温司马的谢奕甚至还和桓温交错不错，发展还算是平稳的。如果没有什么大事，本来也可以一直这么下去，考虑到那个年代，四十岁之后也活不了几年，谢安在历史上的名字，也许只是个名士领袖，成为永和名士的众星里最闪亮的一颗。问题是桓温是个有大志向的人，他不仅要做王敦，也不仅要做庾氏，他要拿下所有的方镇，当然，也包括谢万所在的豫州，豫州不得，怎么进建康呢。所以以北伐之名，逼朝廷北伐，再以北伐失败的名义，拿下这些对手，就成了桓温的策略，这之中，当然也包括谢万。

也许从那时开始，谢安就密切注视着朝中的形势，也许更早，从谢尚拒绝桓温让他从豫州换防到边远的司州的主意就开始了。总之，谢安越来越担心谢万那边的情况，以至于再也无法安坐于东山之上，去了谢万的军营。

因为他知道，谢万和谢尚不一样，名士派头太重，恐怕不会太招兵士们喜欢，而且他也和自己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做名士，什么时候又该放下名士的架子。光写信是没有用的，他必须做些什么，他除了亲自到谢万的军队观察之外，还劝谢万多跟部下联络感情，请请客开开派对神马的。结果谢万倒是请了客开了派对，可名士派头不改，什么联络感情的话都不会说，而只是拿着根玉如意指着部下说，“诸君皆是劲卒”，搞得大家都觉得被打了脸。要不是谢安又低声下气的从部将以下一一亲自过去慰问沟通，恐怕早就哗变了。

这正如之前的某一次，谢安和一帮名士们坐船泛海，随着海岸越来越远，风浪也越来越大，大家一个个坐立不安，战战兢兢，只有谢安一个人很淡定又很悠闲的说着话。大家看谢安如此淡定，也就不好说什么，只能战战兢兢的附合。再过了一段时间，谢安才缓缓的说，咱们该回去了，再不回，恐怕就都回不去了。大家这才松下一口气，飞也似的催着船家把船弄回去。从此之后，谢安就得了个淡定帝的雅号，哪不对，那年头，应该叫雅量，谢安从此就得了个雅量君的称号，并且朝野之中，都认为天下安定，还得看谢安哪，看人家这雅量。

但谢安知道，在自己那淡定的表相之下，是精密的计算，和缜密的思考。他在计算时机，他在等待，他要在最该出牌的时候才出牌。这也是未什么在谢万还没有兵败之前，他就对夫人说，“恐不免耳”。

等到谢万兵败，接着被废为庶人，他知道，自己该出山了。虽然这个时机并不好，却是必须要出山的时候，再等，可就晚了。正巧做桓温司马的谢奕病死，桓温邀请谢安做他帐下的司马，虽然司马不是什么清要之位，倒算个“浊职”，可谢奕谢万都不在了，自己还有得选择么。桓温的确厉害，甚至很快就会成为谢安政治上的最大对手，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是吗？

这件事引起了朝野的轰动。本来以他的声望，以他的“雅量”，以他“公不出，奈苍生何”的名气，以他把那么多清要的位置都给拒绝了，即使出山，也该有更好的位置吧，至少也得拿下个方镇，现在却做了桓温府上一个区区的司马。桓温是什么人，桓温是现在朝廷如临大敌的人，也是各大家族惶恐不安的人，本指望谢安出山之后能加以抗衡，结果他却应了桓温的要求，做了人家的司马，各种奇怪，挖苦，不解都纷至沓来。当然，也有理解的。但不管理解还是不理解，谢安只能一笑置之。

谢安清楚，朝廷屡次北伐失败，损兵折将，而桓温两次北伐成功之后，其势已成，自己无一兵一卒，现在与桓温直接对抗，无疑于以卵击石，即使孙武再世，恐怕也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是与狼共舞，虚与委蛇，贴近他，靠着士族阶层的软实力，拖死他，耗死他，磨死他，以柔弱胜刚强。

与谢安站在一条阵线上的，是曾任桓温参军的太原王氏的王坦之。他的方法与谢安类似，只不过比起谢安的淡定，更为峻急些，以至于有一次两人会见谢安之前，谢安还在劝他，为了自己的性命，不能稍微忍忍吗。

桓温的既定策略是，学曹氏和司马氏，先大权在握，再行废立，再加什么九锡，再受禅，而非直接称兵犯上，一言以蔽之，搞唐虞揖让，而非汤武征伐。而谢安就是一个拖字诀，不直接拒绝你，但可以给你增加难度，延长时间，在关键问题上，不妨让它直接黄掉。

桓温第三次北伐失败之后，加九锡就没有了什么由头，只能寄望于废立。而桓温所立的司马昱虽然继位一年就忧愤而死，而且在位也没有实权只能以清谈名世，可毕竟脑子比较清楚，甚至被人称赞桓温“废昏立明”，结果就是遗诏环节，也没有让桓温占到什么便宜。司马昱不愿意向桓温进行什么禅让，其时已居朝廷要职的谢安和王坦之自然是极力促成，全力襄助，力排众议——其实是向桓氏站队的“众人”之议。甚至其他的口实也不能给，王坦之甚至直接把“君自取之”，“居摄”改成了“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诸葛武侯，王丞相是什么人？无非就是一个国之重臣罢了，跟周公完全不是一回事。

因为谢安和王坦之在遗诏中做的手脚，桓温也明白这两个平日里看起来无公害的名士，才是最最可怕的敌人，甚至起了杀心。于是桓温以祭奠司马昱为名，带兵来到建康城外，并且点名要见谢安和王坦之。这场事关生死存亡的“新亭宴”上，王坦之汗流浃背，连朝板都拿倒了，而谢安再一次表现出了“雅量君”的惊人素质，淡定而又悠闲，机智而又从容，谈笑自若，告诉桓温一个有道之君是不应该靠埋伏暗杀来成事的。

化解了这次危机之后，桓温继续请朝廷给他加九锡，而谢安则是一个拖字诀，甚至把拟好的诏书留着不发。桓温直到病死，也没有看到那封给他加九锡的诏书。

虽然很多年后，朱熹说谢安之所以能赢，无非是一个等字，等到桓温自己死掉。可在当时形势之下，谢安能做的并不多，而在能做的之中，他做的应该是最好的。他不仅是等，而且是拖，不仅是拖，而且还要在适当的时候站出来，面对那样一个强大的对手，非大智大勇而不能。大勇是因为他能临生死之危而不惧，大智是他能洞察桓温的致命弱点，并且采取相应的对策。桓温的致命弱点是什么？就是希望得天下，又不希望留下骂名，更不希望留下骂名还没有得了天下，比如象王敦那样。那么谢安既要让他觉得有希望，但又不能让他真的得到。

事实上，如果说桓温是第一个强大的对手的话，接下来，摆在谢安面前的，又有一个新的强大对手，那就是北方的苻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