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第三策比第一二策都更有难度。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策是讲天上的道理，第二策是讲人间的道理，而第三策则是讲天上人间的道理——不要想歪了，天人三策，天人三策，可不就是天上人间嘛。第三策要讲好，讲透，要把道的层面和术的层面那些微妙的联系都讲出来，第一策深入，第二策浅出，第三策要再深入一点，再浅出一点，要在天上人间来来回回走上几遍——不要又想歪了，天人的联系是董先生学问里最为核心的部分，这部分不讲通，刘野猪是不会放手的。

不过题目再难，也难不倒董仲舒，谁叫人家通究了天人之际呢。董仲舒是酱子回答滴。

《论语》上说得好啊，一辈子有始有终的，大概也只有圣人了。坚持到底是很难的，有多少人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最初的梦想，他们抵御不了诱惑，忍耐不了清贫，经受不了打击，看清不了方向。臣呢自问不是圣人，虽然也一直坚持自己的思考，但是浅陋是在所难免的，陛下说前两次欲言又止，那不过是因为臣的浅陋罢了。但是陛下如此真诚的再三策问，臣又岂能不尽我的力再回答一番，希望能表达得更好一些呢。

陛下说，哲学家必定通晓世道人心，历史学家必定了解当今时事，这是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而上天，宇宙，大自然，是世间万物的根本和来源，包罗万有，一切的日月阴晴，风霜雨雪，一切的阴阳变化，寒来暑往，都因此而生。所以圣人都会了解这个规律，掌握这个规律，并用这个规律来指导人的生活，这就是法天而立道。春天，是上天让万物出生的，所以君主要用仁爱来对待他的百姓，夏天是上天让万物长成的，所以君主要用德行来教化他的子民，秋天是上天让万物代谢的，所以君主要用刑律来惩罚那些作恶的人，惩恶而扬善。

圣人为什么要做《春秋》？做《春秋》就是要告诉我们这天人的联系，上知天道，下知人情，参考历史，了解当今。《春秋》又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呢？通过记录那些人事和天灾，那些人事和怪异，人的过错与灾异的联系也就一一昭然若揭了。

《春秋》还告诉我们该怎么去做，《春秋》又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呢？在古代那些太平盛世的时候，用德行去教化人们，人心纯朴，经常是监狱里根本就没有人，可后来，常常有些急功近利之途，追求短期效应，追求政绩，追求军功，以利治国，结果人人争利，犯法的越来越多，一年要抓成千上万个。所以《春秋》看见那些用新奇的政策来刺激国家，追求政绩，不学习古代的事情，就特别会去讥刺。

天人之间的联系还不止这些。天是有自己的意志和愿望的，这就是天命，天命只有圣人才能知晓和推行。人是有自己与生俱来的纯良本性的，这个本性必然通过教化才能得到发挥。而人又有各种欲望，这些欲望则只能通过法律和制度来约束。所以国君要怎么做呢？国君要上承天意，按天意，按自然规律去做事，要下教百姓，培养发挥他们纯良的本性，要制定合适的法律和制度，约束人们，上下内外各有其秩序。这三个方面做好了，国家的根本就有了。

为什么说人有纯良的本性，又为什么说教化比刑罚重要呢？因为人虽然也是大自然的产物，但在世间万物里，却是最可贵的。人有父子兄弟的亲情，有君臣上下的谊情，有结亲访友，有尊老爱幼，有书信文章，有儿女恩爱，这些是其他生物没有的。人的一生，要食五谷，要穿桑麻，要养六畜，要骑牛马，连老虎豹子，也被人关进笼子里，可见是万物里最为可贵的了。所以人的本性是从哪里来呢？就是这个认识到自己可贵中来，人不能把自己活成了畜生，活成了猪狗，活成了蚂蚁。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知道仁爱，知道了仁爱，才知道谦让，礼仪，知道谦让，礼仪，就知道怎么去安身，知道怎么去安身，就知道怎么去立命，怎么去遵循天道，知道怎么去立命，怎么去遵循天道，就是君子了。所以一切的根本，都从这个人为万物之灵中来。人为万物之灵，所以才能自尊，自爱，自重，自觉。教化之所以区别于刑罚的，就是它能让人活得有尊严，能带给人自尊，自爱，自重，自觉，而不是什么事都要靠别人管着。

这就是天道与人心的道理。

陛下还说，唐虞之世怎么就变成桀纣之世，桀纣之世又是怎么变成成康之世，天命忽微忽灭忽明忽昌，就象那谁也抓不住的烟火。这个臣也听说过，积少可以成多，量变会导致质变，而圣人要做的，就是在还没有成多，还没有质变的时候，就能预见到它的发生。尧从一个部落首领慢慢成为天下共主，舜更从一个深山里的匹夫而统领天下，这都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都是一天天的，一年年的，慢慢发生的。通过什么发生，一是说话，二是做事。话一旦说出来，就收不回来了，事情一旦做出来，就掩盖不住了，所以要谨言慎行，说话做事，虽小，影响可能很大。《诗经》里说得好，“惟此文王，小心翼翼”，为什么他要小心翼翼？还不是怕说错话，做错事？坏事情会慢慢导致坏的结果，就象那火烧着蜡烛，看上去只有一点点，烧着烧着，也就没了。好事情也会慢慢导致好的结果，就象人长个子，一天能长多少呢，但是一天天的过去了，竟然长高很多了。对于国家的治理也是这样，只有对人的情性冷暖，社会的风俗流变都了如指掌，才知道它会如何的发展下去。唐虞之世不是一天建成的，桀纣之世也不是一天毁成的。一个人行善，那么善行也会追随它，做恶，那么发生在他身边的，也很少有什么好事情，桀纣的时候，他们自己暴虐，结果群臣里也都是那些阿谀奉承之徒，恶一天天的增长，善一天天的消失，总有一天，量变引起质变，就亡国了。天命忽微忽灭忽明忽昌，全都是因为这世道的渐变，就连桀纣那么无道，也享国十几年，因为国不是一天就能亡的。

董先生这个国不是一天能亡的，也不是一天能建的说得好，正与第二策“必世而后仁”相呼应。所以那些指望靠着一场革命，一个主义，一种思想，一位领袖，或者一部纸上的宪法，一个克隆的制度，就能让世道人心马上改变，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一定是糊涂幼稚。这个第三策果然比前两策更深入一些也更浅出一些，而长度自然也要更长一些。那么对于刘野猪提出的其他问题，董先生有没有好的解答呢，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