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丽 梅  (云南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摘& 要]牵牛织女的故事作为一个优美动人的传说，在中日文学史上都有所再现。但却存在 着差异，从日本《万叶集》中的七夕星歌和唐代七夕诗文的比较中可以看出。首先，从情感内容上 看，二者表达了一种渴望和愁怨的心境，但万叶和歌在感情上更为真挚、率性，完全是缘情而发，体 现了大和民族真美一体的审美理想;而唐代诗文则沉郁、含蓄和内敛，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以中和 为美的审美特征。其次，从思想主题上看，二者都有主情和述理的成分，但相比之下，万叶和歌主情为美，以自我感情的真实流露为主题，远离道德的说教;唐代诗文则重视伦理的作用，着力从对象所具有的特质深处发现精神、理性的要求。

     牵牛织女的故事作为一个优美动人的传说不仅在我国广泛流传，而且在公元七世纪以前就传入了日本，因此在日本的第一部和歌集《万叶集》中就出现了同一母题的七夕和歌，而且数量达到了100多首。在此，作者意从这些作品中所反映的思想主题和情感内容方面来阐述不同民族在表现同一母题的文学的差异。

一

     七夕故事由中国传入日本后，内容没有太大变化，只是故事的主角由牵牛和织女更名为彦星和天棚机姬。以这一母题为内容的日本万叶和歌与唐代的七夕诗文，虽然都有一部分表现了恋人之间渴望相聚，却因某种原因不能相聚而产生的愁怨以及对美满爱情的向往，但两相比较又有不同:日本七夕和歌题材以恋爱为主，表达的感情更为直率热烈;而唐代七夕诗文选材广泛，表达的感情更为含蓄婉转。 唐朝是我国封建制的鼎盛时期，在盛唐之风的影响下，社会风气比较开化，但总的仍处于封建专制的统治之下，而且战乱频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男女之间的表达爱恋往往是深沉而含蓄，表达游子思妇的感情往往是压抑的，尤其是深受压迫的妇女们， 她们的这种情感往往只能寄托在无数次七夕之夜的祝祷中，尽管她们虔诚地祈祷，但她们的愿望仍不免常常落空，于是往往幽怨难排，在渴望和愁怨中打发离别岁月。因此，唐代一些敏感的诗人往往借这一凄婉动人的传说来表达这种情感。于是便有了崔颢、卢殷、庚肩吾、杜牧诸人的七夕之作。

    河耿月凉时，牵牛织女期。欢娱方在此，漏刻竟由谁? 定不嫌秋驶，唯当乞夜迟。全胜客子妇，十载泣生离。 (卢殷《七夕》)

     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仙裙玉佩空白知，天上人间不相见…… (崔颢《七夕》)

古人谩歌西飞燕，十年不见狂夫面，三更风作切梦刀，万转愁成系肠线。所嗟不及牛女星，一年一度得相见…… (庚肩吾《古别离》)

     限于篇幅，我们不能更多举引，概括言之，这些都是以七夕故事为题材和抒发感情的着眼点，饱含着妇女血泪的怨诗，孤单的守望者，从不曾忘却夫妻恩爱的情景，一边流着泪，一边想象在远地的良人也如同自己般怀着思念的惆怅。

     在《万叶集》中同样有这样的幽怨之作。如《七夕九十八首》第2039首:“恋情相待苦，岁月亦悠哉，今夜相逢夜，君偏又不来。”该诗形象生动地以女子的口吻道出了相思之苦和在相会的日子里，情人却不来的失望和埋怨。又如《七夕九十八首》第2078首:“绵延如葛蔓，万物总多材，唯有同衾夜，一年只一回。”用比兴的手法，将万物之多与相会之期少作对比，更衬出离情之苦，相见太短暂的愁怨。再如《七夕九十八首》中第2068 首“君可速来回”和第2069首“吾君幸早来”更是将渴望相见的急切心情展露无遗。 这类作品的出现同样和这一时期日本独特的社会民俗和婚姻观念密切相关。在《日本文明》第一卷中记载:一般认为在万叶时代访妻制与母系继承是当时主要的婚姻与家族形态。即女子婚后并不离开本家，而是丈夫间隔一段时间登门到妻家住宿……结婚男女不是朝夕同栖，而是丈夫登门与妻子相会，在分别时自然生出许多离愁别绪。 虽然在表现七夕母题的诗歌中，中日都有各自的时代背景，而且也都表现了愁怨的情绪，但具体体现在文学作品中时又有一些细微差别。 在唐代敦煌卷子中保存着一首名为《五更转? 七夕相望》的歌辞:

      玉辞情节质言之，乃玉女相伴……既见星流斗转，感牵牛之将现，自忖量皆织妇，正好求晤。顾久未见临，不甘坐失时机，乃出往街衢如痴如醉，奔逐相迎，……始绝望返……心犹不死，惟有再望于来秋耳。

    这首曲子不是一般地肯定了敢于向往和追求自由幸福的女性，而是饱含激情地表现了女性积极执著的追求。尽管唐代也有像《五更转? 七夕相望》 的大胆之作，但比起《万叶集》中的一些作品则还是逊色多了。如《万叶集》第十卷:“年年相待苦，待得此秋来，我等缘何事，不将纽解开。”《万叶集》第十五卷，第3656首:“秋花所染衣，水溅花衣湿，手挽系船绳，留君情太急。”前一首大胆直露表达了一种 “蓬门为君开”的热烈感情;后一首则是女子手拉船绳，不让情人远行的固执和真挚，虽说有些俏皮，但真情可贵。 简而言之，在表现中日妇女追求幸福表达感情的歌诗之作中，唐诗多是含蓄蕴藉，日本和歌则多是热情奔放，但渴望爱情的精神实质却还是相同的。

     唐代有的诗人利用七夕题材抒发远游求仕，漂泊不归，夫妻难聚的愁怨。如杜牧的《七夕》:

         云阶同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

     如李嘉佑的《早秋京口旅泊章侍御寄书相问因以赠之时七夕》:

         移家避寇逐行舟，厌见南徐江水流。 吴越征徭非旧日，秋陵凋敞不宜秋。千门闭户无砧杌，七夕何人望斗牛?只有同时骢马客，偏宜尺牍问穷愁。

     在这里，作者的忧愤已不仅限于对妇女的同情， 而且扩大到对整个国家和时代命运的关注，诗中所表达的游子之愁，同其他作品中的思妇之怨呼应共鸣。同类作品在《万叶集》中也不少见。如《七夕仰观天汉各陈所思作歌三首》第3657首:“一年才一 夜，逢妹是牵牛，此夜吾何在，思之我更愁。”《七夕 九十八首》第2039首:“夜黑霞将隐，远人恋妹时， 传言来妹处，迅速告吾知。”在这两首中的“此夜吾何在”“远人”不正是游子形象吗?不也正是借七夕之题来表达相恋却不得相见的愁怨吗?这与第2039首、第2031首等怨妇诗也是遥相照应点缀的。 但从内容上看，《万叶集》抒发的主要是夫妻、情人 分离阔别后的相思，阐明的是两情相悦，长久相思的内容，虽然作者大多属贵族阶层，但基本上没涉及国家人民等大的社会内容，仅局限于个人情感世界之中。正如王家骅在《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中所说 的:“题材以恋爱为主，拘泥于个人的感情世界。”而唐代诗文的视野更显广阔，反映生活的场景更为深广，在抒发流浪阔别的感受之余更多的是以社会环境为背景，表达了对个人身世的感怀和忧国忧民的 情操，从中可以看文人生涯的辛酸和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自古以来，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而美好圆满的爱情则是人类共同的追求。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作为幸福坚贞爱情的典范，之所以千百年来被人们 讲述，以不同的方式再现，无外乎表达的是借动人的爱情母题来阐释的同一种心境:对美满爱情的渴望和对幸福婚姻的向往和羡慕。

    在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集中，现存五首与七夕有关的诗。其中除《七夕偶题》另有寓意外，其他四首(《辛末七夕》、《壬申七夕》、《七夕》、《壬申闰秋题赠乌鹊》)都贯穿着诗人以牛郎织女自比，渴望夫妇永聚的思想线索。这虽然与他长年飘零作幕僚及爱妻王氏早逝的身世有关，但无疑是将一片深挚的同情寄予了普天下离居的男女。他在《壬中闰秋题 赠乌鹊》中写道:

         绕树无依月正高，邺城新泪溅云袍。几年始得逢秋闰， 两度填河莫告劳!

     刘学锴先生分析此诗说:“……祈乌鹊之两度填河，正体现此诗人因痛己之不幸，而以幸福期于他人之悲愤心情。”(《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的确道出了诗人希望有情人相聚的良好愿望。 如果说李诗尚不能明确地说明这种渴望长相厮守的心境的话，那么脍炙人口的《长恨歌》中“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则是这种心境最好的写照了。 同样，这种追求也在《万叶集》中多次显现。在山上臣忆良《七夕歌十二首》中的第1520首的最后两句“但愿天长久，秋夕永恒多”是这种心情最有力的写照了。与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有情人的相聚，诗人祈愿天长地久，秋夕永恒，这种夸张的想象表达了一种善良美好的愿望。

     总之，无论是唐代的七夕诗文，还是日本的七夕和歌都是在渴望和愁怨的基础上表达了一种希望有情人长相厮守的美好心愿，但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来表述这种心境时，日本和歌在感情上更为真挚、率性，完全是缘情而发;而唐代的诗文则沉郁、含蓄、内敛，这一方面与中国古典诗歌是为了表现某一思想说明某一道理为出发点，而日本和歌是以写某一事物或表达某一感受为出发点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日民族不同的审美理性。在下面的文章中，作者将对此进行进一步阐述。

二

     《日本文明》一书中认为:虽然在万叶时代日本已受了我国老庄思想和儒佛思想的影响，但不是盲目照搬，而是对“心物融合”作了特别的思考，强调作歌“各述心绪”，以心为主导的歌学精神”。 由 此，笔者以为《万叶集》中以七夕为题材的和歌多是写情人之间的爱情，而且用月夜的相思(芳世临空月，云遮有苦时，相逢今夜念，此恨了无期。)，河畔的等待(银河渡口立，热恋待君来)，殷殷寄语(累月吾思妹，今宵会见时，愿从今夜起，七夜为延期。)等一系列细腻的感情来抒发自己内心真实自然的本能欲求，并极力渲染这种情感的珍贵和美好。同时，在意象上多以银河、渡口、船、河雾、秋风等具有哀感的形象来歌颂美、爱恋和感伤等感情，在情调上带着深沉的“哀”，很少歌颂与爱人幽会的喜悦，大多是咏叹等候相逢的焦虑或恋爱失去时的哀愁，其“哀”具 有几分幽暗性。这种抒情是属于个人主观世界，发自个人内心的一种情感或情绪，唱出歌人的欢乐和眷恋、悲哀与痛苦，从而展开了朴素而自然的纤细感情世界，贯穿以“哀”为主体的浪漫思想。即使是相逢也笼罩着一层悲哀的情绪，写得既有深意又含几分哀愁。比如秋杂歌第2018、2025首:

       去岁银河渡，今来已变迁，夜深寻旧路，踏遍此河边。

       方世临空月，云遮有苦时，相逢今夜念，此恨了无期。

      前一首诗表述了在宇宙时空的大化变迁里，物是人非，诗人在寂静无人的河边默默寻找那曾经的小路，但是踏遍河岸却难觅旧路。虽然在诗中并没有提到为什么要寻旧路，但我们可以很容易感受到诗人内心对短暂的人生与永恒的时空的思考以及对往事的追忆，由此产生的真实而又无法言说的悲哀。 后一首则用“此恨了无期”这个哀怨的最高状态的句子来表现其哀之深刻，这就真正地、完全地属于个人的感情。 总之，《万叶集》中七夕的主题便是自我感情的真实流露，诗人们羁迷于个人的主观世界里，远离道德的说教，摆脱伦理的羁绊，醉心于自己营造的情感天地里，以浓情执笔，在淡淡的物哀之愁中描绘着渡口的守望，相会时的缠绵和柔情，分别时的叮咛和不舍以及别后的相思和哀愁。在一种深沉而悲哀的恋爱诸相中展现美，具有典雅的审美趣味，反映了日本文学追求物哀和美真一体的审美观。

     万叶歌人所追求的美是以主情为美，即以满足官能美作为一种生命充实感的享受。这是完全超越理性和道德的纯粹精神性、情趣性的感情。而中国以儒学为首的统治思想则重视伦理的作用，赋予诗 歌以“明理、言志”的要义，加以“温柔敦厚”“中和” 的审美理想，要求诗歌具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节制有度的艺术表现。在这样的传统下，虽然诗歌往往注意情志合一，以理节情，使情感抒发获得理性，但同时也成为封建宗法等级观和伦理观的宣传 品。另外，一些文人志士也因此在诗歌之中抒发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并且将在现实中无法排遣的郁闷和不得志的忧愤通过诗歌曲折地表达出来。

     在封建思想的专制下，妇女参与七夕的一个重要活动是乞巧，乞巧歌词也非常直接的表明了女子渴望通过乞巧达到心灵手巧的目的，以博取丈夫和姑婆的喜爱:天皇皇地皇皇，俺请七姐姐下天堂。不图你的针，不图你的线，光学你的七十二样好手段。 唐诗中有这样一首《七夕》诗: 闺女求天女，更阑意未阑。 王庭开粉席，罗袖捧金盆。向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 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祖咏) 这位女子向天祈祷直到深夜，表面看来，她是在穿针乞巧，然而关键在于乞巧的真实目的或乞巧行为背后的潜在意识。女子七夕乞巧，笼统说来是为了使自己心灵手巧，然而精于女红也并不是最终目的，手工缝纫是古代普通妇女智力和技能水平的标志，因此精于女红与妇女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有密切关系。在中国古人观念中，女子擅长于女红于男子富于文采几乎是同等重要，所以不难看出乞巧的潜在动机是为了获求婚姻美满，家庭幸福。正因为如此，她们才向织女乞巧，才向象征着爱情忠贞的牛女双星祈祷。

     现在我们来看看杜甫对七夕题材在这一方面的发挥，杜甫有一首《牵牛织女》诗，三十六句，可分三段。首段八句力辟牛女传说之诬妄;次段十四句由牛郎织女引申开去，阐发夫妇、君臣关系均不可苟合的观点。“事实上，杜甫不是不了解妇女们的痛苦， 他在诗中就叹息待嫁的女儿的‘秉心郁忡仲’和对于即将服侍‘舅姑’的惴惴不安。但是杜甫并没有因此而怀疑礼法和制度的不合理，更无加以改革的想法，却只是对待嫁的女儿们戒以‘至公’，要她们严遵礼法，苛守律令勤勉劳作，并警告她们:婚后一旦与夫婿‘方圆’不和，那么‘英雄’气十足的丈夫们是不会宽恕她们的。”在诗人心中，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夫妇关系也就是君臣关系;妇女对丈大也如同臣下对君王，必须绝对服从。在他看来，天下的女子与其向朦胧飘渺的牵牛织女祷祝，不如好好修炼自己的妇德，以取得夫君的优容和厚待。 如果说万叶和歌的七夕主题侧重地表现出男子将女子视为自己不可缺少的人生伙伴的观点，那么杜甫的《牵牛织女》诗则更强调了女子作为男子附庸，要求其臣服的思想。而将男女、夫妇与君臣关系类比，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普遍观念。在唐人七夕题材的诗中，就有这样一首: 去合无由叹久违，一年一年是缘非。 而予愿乞天孙巧，五色纫针补衮衣。 (唐彦谦《七夕》) 以女子自比，将男子谋求官宦利禄的愿望通过 歌咏织女和七夕之会的方式加以表露，诗人这种联想和措辞，即建立于上述普遍观念之上。看来，七夕乞巧已成为唐代文人、士子们吟诗作文，借题发挥的一个名目。关于这一点，从柳宗元、孙樵的《乞巧文》可以看得更清楚。 中唐的柳宗元和晚唐的孙樵，各有一篇因七夕乞巧活动激发而作的赋体文。其主旨都是在于借这一民俗阐发自己的处世哲学并对社会特别是官场、 文场的不良风气进行批判。柳、孙二文实质上是借题发挥的骂世文章，七夕乞巧不过给了他们个做文章的题目，一个有趣而方便的入手罢了。柳宗元 《乞巧文》的核心在于以自己的愚钝与世态的巧伪作强烈的对比，在假意的自谴自责中，对卑污的世俗风气予尖锐的讽刺和猛烈的抨击。文中以作者为一方，以“他人”、“彼”、“欣欣巧夫”为另一方，表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世态度。这种巧拙、伪诚的分野，在官场上是泾渭分明、水火不容，在文场上同样清清楚楚，毫不含糊。作为两个对立面，柳宗元故意走向另一个极端，树起纯朴愚直的旗帜，表示决不改变初衷，决不与巧伪的世风妥协和同流合污。孙樵的文章与柳宗元的构思措辞大体相同，此处不再赘述。

     从七夕说开来，万叶的诗歌具有更浓厚的抒情色彩，更倾向于自然，以自我感情为出发点，更符合人性。而唐代诗文虽则淡化了人情味，但多了一些理性思考，达到了一定哲理思辨的高度。 以上是从中日诗文中所反映的思想主题和社会 内容上所作的一些粗浅比较。毕竟，古典文学是精深的文学，也是全世界各民族共有的财富，要对其作全面精确的阐释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大家共同来关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