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行医近30年，用精湛的医术挽救了许许多多的生命，更将世界最前沿的医学理念引入中国，帮助更多的医生挽救千千万万的生命。他——

站在对抗肺癌最前沿

——记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吴一龙教授

《名医》杂志记者  周奥 

记者初识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吴一龙教授是在2006年初。那时他刚刚获得“美国外科学院院士”称号，这是国际医学界对他在肺癌治疗领域所作的贡献的肯定。作为肺癌治疗领域的一流专家，吴一龙无论在技术还是学术上都是我国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时隔4年，当记者再度与吴一龙教授促膝长谈时得知，我国肺癌的发病形势已经越来越严峻，而吴一龙正站在肺癌治疗的科学最前沿，引领着一个又一个的改变———治疗理念与方式的改变，科学观念与态度的改变，还有肺癌患者生存状态乃至命运的改变！

誓与“第一杀手”为敌的斗士

吴一龙个子不高，浑身散发着一种精明与干练。他言谈幽默，眼神折射出自信和威严。然而记者从吴一龙的眼中也读出了一种忧虑——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的调查，全球每年新增肺癌病例120万人，每30秒就有1人死于这一疾病，而我国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仅10%，“癌中之王”已由肝癌让位于肺癌；

根据卫生部公布的统计资料，2008年，我国肺癌的死亡率已经高达十万分之三十，无论是在城区还是在乡村，肺癌都已取代心脑血管疾病，成为威胁中国人生命的“第一杀手”；

国家卫生部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2009年公布的资料显示，与10年前相比，肺癌的发病率翻了一番，而且还在以每年5%的速度递增；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25年，我国每年新增肺癌病例将超过100万，那时的中国将成为世界头号肺癌大国……

“2009年，美国哈佛大学一位研究人员根据我国的调查报告所发布的一系列数据推算出了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结论：2030年，中国因肺癌死亡的人数将高达1800万人，也就是说，平均每隔1.14秒钟，我国就有1个人将死于肺癌！”谈到这个惊人的数字，吴一龙显得忧心忡忡。“这位学者在计算中仅仅是将中国的吸烟人数以及中国使用柴火、煤炭等燃料进行烹饪的家庭比例纳入了计算条件，如果再加入大气环境污染等其他因素进行计算的话，得出的结果将让人更加不寒而栗！如果有这样一个显示屏，随时对我国肺癌死亡人数进行一次滚动播报，这将比汶川地震时所滚动公布的死亡人数更加恐怖！”

吴一龙曾经对自己的学生开过这样一个玩笑：“如果你们选择了肺癌的相关学科作为自己的职业，那么你们永远都不会失业，但是你们将要面对的敌人，可是‘第一杀手’。”在对抗肺癌的阵地上，吴一龙是一位坚定的将领，一位誓与“第一杀手”为敌的斗士。肺癌“斗士”吴一龙有着许多同行难以企及的三大“神兵利器”———眼、手、胆。

吴一龙的双眼，是他最重要的诊断“武器”。凭着这双眼睛，他常常能发现一些X光片上隐藏的许多权威专家难以察觉的异状。

2002年的一天，吴一龙接到北京一位同行打来的电话：“一位外国的晚期肺癌病人刚刚转院过来，病人已经奄奄一息，请火速赶到北京参加会诊！”在赶往北京的途中，吴一龙查看了病人的资料，不禁心头一紧：这位病人在美国被确诊为晚期肺癌，经过当地专家的治疗未见好转。此后，病人先后在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大医院辗转进行治疗，病情均未能得到理想的控制。而病人的身份更令吴一龙感到事态的严重性：这是一位对我国边境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国际友人，他的安危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对边境犯罪活动的控制。

“不对，这不是晚期肺癌，应该是早期！”仔细查看了病人的X光片后，吴一龙说出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专家大吃一惊的话，“X光片上显示的阴影应该是病人受过的外伤引起的，不是肿瘤病灶。”要知道，病人从美国到新加坡再到香港，直到吴一龙赶到北京之前，已经经过了许多位权威专家的诊断和治疗，而晚期肺癌的诊断结果从来都没有被怀疑过。如果病人真的是早期肺癌，那么意味着还有接受手术治疗的机会，生存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但如果吴一龙判断失误，手术不但无法起到应有的治疗效果，反而有可能严重危及病人的生命！

这一次，真理是否掌握在吴一龙一个人手中？吴一龙坚信自己的判断，坚持为病人实施手术治疗。事实证明，真理之神站在了吴一龙这边。“我当了几十年医生，治了几十年肺癌，我治疗的每一位病人的每一张影像片都亲眼看过，所以我才有把握作出这样的判断。”吴一龙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年轻医生们，医学水平的提高需要注重平日的积累，当出现疑问时，不能轻信权威，而要勇于质疑权威。

然而，由于被当作晚期肺癌患者治疗已有多时，病人接受了大量的化疗、放疗，身体早已虚弱不堪，手术难度极大、风险极高。但是，握有第二样“神兵利器”——双鬼斧神工手的吴一龙迎难而上，为病人实施了复杂、细致、精密的手术。在众人殷切的期盼中，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但即便如此，吴一龙在手术后仍然在病人的病床旁不眠不休地守护了整整48个小时，直到病人的一切生命体征完全正常并且稳定下来之后，才拖着疲惫的身躯睡上了一觉。

吴一龙的第三件“神兵利器”是他过人的胆识。对于一些非常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手段，与国内的同行相比，吴一龙向来都是最早接受并最先在临床上进行应用的人。那时，肺癌的靶向治疗在国际上还是一种新兴治疗方法，在国内的临床应用则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但面对这样一位有着特殊身份的病人，吴一龙力排众议，建议病人接受了靶向药物的治疗。结果又一次证明，真理再度属于“少数派”的吴一龙。直到今天，这位病人依旧安然无恙地生活着。吴一龙不仅用他的三件“神兵利器”成功挽救了一位病人的生命，也为我国边境的繁荣稳定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前沿医学的“领潮人”

医学界通常把“5年生存率”作为恶性肿瘤治疗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肺癌治疗领域而言，一位晚期肺癌患者生存5年简直就是奇迹。在许多人眼里看来，晚期肺癌患者大多都是只剩下几个月生命，“一只脚已经踏进棺材”的人。

可是就在记者采访吴一龙的时候，经他治疗的一部分晚期肺癌患者已经成功地实现了5年生存，有的病人在被确诊患有晚期肺癌至今甚至已经生活了6、7年之久。同样的情况并不仅仅出现在吴一龙治疗的病人中，上海市胸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等全国数家大医院在近一、两年来频频传出类似的捷报。而这得益于一种几年前开始应用于临床的新兴治疗方法———靶向治疗。

“靶向治疗是‘上帝送给东方人的礼物’！”谈起靶向治疗，吴一龙丝毫没有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辞。

用于肺癌治疗的靶向药物是由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人员率先研制成功的，为何却成了“上帝送给东方人的礼物”？原来，这种药物在临床上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专家们发现，一部分使用该药物的病人疗效出奇地好，而对另一部分病人则没有起到实质性的帮助。而使用这种药物特别有效的病人中，大多包括这样的条件：东亚裔、女性、不吸烟、所患的是腺癌。

然而，作为最早在国内使用靶向药物治疗肺癌的专家之一，吴一龙觉得，仅仅是这些还不足以成为确定靶向药物有效人群的充分条件。当2004年，国外有关肺癌患者基因分型的报告刚一发布，吴一龙便意识到，这将有可能成为肺癌治疗效果的一个分水岭。于是，他立即组织人手，最早在国内开展了相关的研究，第二年便在世界级的学术会议上提出了针对中国肺癌患者的相关报告。同时，他还率先参与了一项关于靶向药物有效人群的国际大型研究实验，而这项研究的结果在2009年一经发布，便首先在欧洲掀起了一场肺癌治疗的“革命”。

“这项研究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所有的肺癌患者中，有一部分病人发生了一种叫做‘表皮生长因子突变’的基因突变，而靶向药物对这一类病人是特别有效的。如果我们检测出一位肺癌患者属于‘表皮生长因子突变’的病人，那么在一线治疗中就应该使用靶向治疗。”这一研究结果最终促使欧盟将用于治疗肺癌的靶向药物纳入了医保范围之内。吴一龙告诉记者，这项研究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人而言，其价值要远远高于西方人：“根据研究者的统计，东亚国家的肺癌患者中，属于‘表皮生长因子突变’的病人约占30%，而西方病人则只有约10%。所以我们才说靶向治疗是‘上帝送给东方人的礼物’啊！”

为了帮助更多的肺癌病人得到更加有效的治疗，2009年，吴一龙带领一大批专家与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与探讨，最终，两种已在我国上市的用于治疗肺癌的靶向药物易瑞沙（吉非替尼）和特罗凯（厄洛替尼）被同意在广州地区进入医保用药的试点。吴一龙欣喜地说：“我们计划用半年左右的时间摸索出一套经验，然后在更多的地方进行推广。”

其实，吴一龙对靶向药物的临床使用早在2002年便开始了。可是当时，大胆实践的吴一龙却成了国内不少专家的“众矢之的”，甚至有人抨击吴一龙是在用“假药”。经常敢当“少数派”的吴一龙却丝毫没有退缩，而真理之神也又一次地“眷顾”着这位执着的医学家。2004年，就在专家们对靶向治疗仍然犹豫不决、争论不休的时候，吴一龙已经开始着手研究肺癌患者的基因检测技术了；当2008年靶向药物的治疗效果趋于明朗之时，一个具备整套基因检测技术的“华南基因检测中心”在吴一龙的领导下，在广东省人民医院正式成立；而今天，当国内的专家们纷纷开始学习和研究相关的基因检测技术时，吴一龙已经在研究如何将肺癌基因研究分析得更细，以及靶向药物的耐药问题了。在肺癌治疗领域的道路上，吴一龙始终比别人走得快那么两三步，始终担当着前沿医学的“领潮人”！

中国循证医学“领路者”

当记者问及吴一龙为何对前沿医学有着如此敏锐的“嗅觉”？他指着自己微胖的身体笑着说：“你看看我的胸口，还算比较‘开阔’吧？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我们需要有开阔的心胸，需要用一种开放的精神与国际接轨，进行更高层次的团队合作，才能更快地推陈出新。”

吴一龙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国内某大医院曾经收到美国一家高级研究机构的邀请，请该医院参与一项合作，并需要该医院提供进行实验的样本。这家医院的院长起初一口回绝：“这些标本都是我们的宝贵资源，为何要与外国人分享呢？”吴一龙说：“再宝贵的资源，如果被锁进保险柜里束之高阁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们开展国际合作，让对方分享我们的标本资源，我们也同时可以分享对方的技术和设备资源，大家共同为医学发展造福，为人类的健康造福，我们的资源才真正体现了价值。”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开阔的心胸，吴一龙始终能与世界最前沿的医学研究站在同样的高度。而他最卓越的贡献，便是将“循证医学”的理念引入了中国的医学界。

“过去，人们总认为医生最重要的是经验。我绝不否认经验对于医学的重要性，但即便是再好的医生，他的经验也只是一个人的智慧，而循证医学则是集体智慧的最好体现。当我刚开始接触这一事物的时候，我就认定了它将代表一种临床医学的科学规律。于是在肿瘤学界我最早将它带到了中国。”

吴一龙向记者介绍说，任何一种新的治疗措施的出台，都必须拥有足够的证据对其进行支持，而循证医学便是将所有的临床证据进行分类和总结。在循证医学的范畴里，临床证据分为5级，其中医生的个人经验为最低的第5级，对病例的总结为第4级，进行了对比分析的病例总结为第3级，进行随机对照分析的病例总结才能达到第2级，对全球同一领域的所有第2级证据进行综合比较分析才能得出最高的第1级证据。

循证医学最大的意义在于，它能提供给患者目前最佳的治疗。“如果要将某种新的治疗手段在癌症治疗领域进行广泛应用，必须得到至少第2级证据的支持。”吴一龙表示，第2级证据已经是非常可信的了。由他亲自参与的关于肺癌患者基因突变与靶向治疗疗效的研究就是在循证医学的标准下进行的。

“从2006年开始，我们一共为这项研究在中国、日本、新加坡等泛亚太地区的1 200多个病例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研究，1 200多个病例就有1 200多份细致入微的报告。对一个病例的研究和记录或许看起来并不起眼，可是当1 200多份病例记录综合在一起，就有了非比寻常的意义。”谈起这项研究，吴一龙始终十分骄傲。“全球最顶尖医学刊物之一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这项研究的报告之后，欧盟第一次在医保药物的核准过程中采用了亚洲人群的研究数据。不仅如此，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后，全世界的肺癌治疗策略都发生了改变，这是我们为全人类做出的贡献！”

吴一龙的另一个杰出贡献，是他对医院传统分科制度所做的改革尝试。“从古代开始，便是以医生的治疗手段为分科的依据，拿手术刀做手术的是外科医生，给病人直接开药的内科医生。这样的分科治疗一些简单的疾病时或许还够用，但是对一些复杂的疾病，尤其是癌症的治疗，就显得相当不足。”吴一龙说，“分科过于简单会使得医生手中的武器十分单一，就拿肺癌来说，外科、内科、化疗科、放疗科的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也许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与现代医学所提倡的‘循证医学+个体化治疗’的模式是有所违背的。”

早在1997年，吴一龙便率先提出了针对单一病种进行分科的理念。2003年，当他来到广东省人民医院担任副院长后不久，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这一理念变成了现实。如今的广东省人民医院，已经就肺癌一种疾病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科室，其中包括外科、内科、化疗科、放疗科、康复治疗科、心理治疗科等，只要在肺癌治疗领域有所涉及的学科都被纳入其中。“这样不但能让病人得到更科学、更合理、更具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同时还能避免各个科室之间相互推诿、扯皮，或者为了经济效益争抢病人的现象发生。”

吴一龙认为，建立一种对单病种进行分科的体制，对单一疾病的治疗效果将起到显著的作用。“对于肿瘤的治疗效果，至少可以提高一倍以上！”

在记者采访吴一龙的时候，他还向记者透露了这样两个信息：一是国际医学界对肺癌患者分型的研究将更加细致，对每一种类型的肺癌患者都要力求找到一种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估计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能取得较大的突破，届时，晚期肺癌患者的生存时间将有望提高3~5年；另一件事则是国际肺癌分期委员会已对肺癌患者的分期提出一个新的标准，作为该委员会中唯一一名中国委员，吴一龙表示，新的分期标准将对肺癌的治疗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吴院长告众病友家属：

请尊重病人的知情权

眼下，许多病人的家属在得知自己的亲人不幸罹患肺癌之后，由于害怕病人承受不了打击，于是选择用“善意的谎言”将病人蒙在鼓里。这是一种和人道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做法———病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患的是什么病，怎么可能和医生实现良好的沟通？一旦病人知道自己所患的疾病比身边的亲人所说的要严重许多，病人可能对整个世界失去信任，甚至对医生、对医学失去信任！

其实，如果一经诊断便将实情告诉病人本身，95%的肺癌患者都能从打击中振作起来，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只是这个过程有长有短罢了。医生会帮助病人尽量缩短这个过程。所以，请尊重病人的知情权，不要让病人经受疾病与“欺骗”的双重打击。

 刊于2010年4月 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