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化之路

——读《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有感

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将这本400多页的书啃完。

抄录一下该书目录的大标题，便于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有个大致的了解。

第一部、        集权洗脑术：政教合一体系的建立（公元前202—公元200年，西汉到东汉）

第二部、哲学嬉皮士：以自然的名义反叛教权（公元166—公元316年，三国到西晋）

第三部、当皇权遭到拒绝：三教的竞争与妥协（公元316—公元960年，东晋到五代）

第四部、叛逆的害人者：重建神权政治（公元960—公元1506年，宋到明）

第五部、世俗哲学的兴起：洗脑术的没落（公元1368—公元1911年，明到清）

掩卷之余，写下我的几点感受。

一、本书值得称道的地方。

一是作者用“政教合一体系的建立”概述汉代400年左右的历史。

作者将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建立的官方意识形态，称之为“政教合一体系”。作者指出：儒学在取得“独尊”地位后，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学术，而是成为一种政教合一的宗教体系，这种体系，“不是从逻辑上，而是从信仰上，将皇帝和宇宙真理联系在一起”，所谓“天人合一”，就是生造一个“叫作天的实体”，并将其视为信仰和真理的源头，然后，生拉硬扯的把天和皇帝扯在一起，说“天的意志在人间的代表，就是皇帝”。从而说明（不是逻辑论证）皇帝是天之子、天之代表，帮刘邦氏家族和历代王朝解决了皇帝的合法性问题。

二是作者指出：汉代为推行这套政教合一的官方意识形态，有一整套措施，作者将这套措施称之为“集权洗脑术”。

“理论构造完毕，必须让所有人相信它。汉代建立了完整的官方教育体系，并辅之以一套行之有效的选官体制，要求只有学习这套儒教理论的人才能进入官僚体系。同时，儒教理论还进入了司法体系，对人类生活产生了最根本性的影响”。

这套“集权洗脑术”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建立官方教育体系垄断教育，建立官方选官体制垄断选官渠道，让儒教理论进入司法体系用儒教理论决狱（春秋决狱），等等，从而，强行给全民洗脑，强迫全民接受这套官方意识形态。

三是作者将西汉之后的中国哲学，概括为“思想格式化与反格式化的历史”。

西汉以后，中国思想史，一言以蔽之：通过集权，想尽一切方法用尽一切手段穷尽一切可能，强行给全民洗脑，务求统一全民的思想，务求使全民的思想“格式化”。

所谓“格式化”，就是以儒教的思想为思想，以儒教的是非为是非。在儒教成为政教合一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后，格式化就变成了：以官方的思想为思想，以官方的是非为是非。由于皇权专制体制是自上而下：“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皇帝”，思想格式化，最后实际上成为：以皇上的思想为思想，以皇上的是非为是非。

以皇上的思想为思想，以皇上的是非为是非。这种集权洗脑术，这种思想格式化，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一再重复，一再强化，久而久之，成为一种文化基因，成为一种心理 定势，成为一种无需思考无需讨论不容质疑的“政治正确”。

上述三点，是本书的宗旨，也是本书的价值之所在。

二、本书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是中国哲学史的源头和根基问题。

中国哲学史的源头和根基在先秦，这一点，无须多言。作者雄心勃勃地要解读“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却抛开这个源头和根基不谈，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诚如作者所言：政教合一体系的正式建立，集权洗脑术的全方位实施，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但是，政教合一的皇权体制，其思想资源，在先秦已经成型。

作者指出：“汉代儒教借用了先秦儒家的礼法，采用了儒家的经典，却又将阴阳家的宇宙观和法家的权术结合进来，形成了一套包容天地万物的理论”，并用这套“天合一”的理论，建立了政教合一体系。作者看到了：“天人合一”的理论，是儒家、阴阳家和法家理论的大杂烩，但却没有对各家理论进行必要的梳理，先秦诸子的理论，是政教合一体系的基础和支柱，也是中国哲学的密码之所在。

先秦之际，是一个难得的自由开放时代，诸子峰起，一时蔚为大观，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诸子都搞政治学，百家皆为帝王谋，争来争去，都是在帝王治国的同一个屋檐下争是非，百家争鸣，变成了一家人的窝里斗。是先秦诸子，共同完成了王权文化的思想和理论奠基，当这一奠基完成后，没有秦始皇，也会出现张始皇李始皇；没有汉武帝，迟早会出现唐武帝宋武帝。（见拙文《百家是一家》）

二是政教合一体制的雏形问题。

商鞅变法，在秦国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耕战之国”，将秦国变成了一个一切服从权力的战争机器，这架战争机器的核心理念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皇帝”，正是依靠这架战争机器，秦王朝最终扫平六合一统天下。商鞅变法后的秦王朝，已经是一种极度集权极度专制的战时体制，秦始皇扫平六国后建立的大秦帝国，“车同轨，书同文”，“焚书坑儒”，尤其是废封建，行郡县，以吏为师，已经具备“政教合一”体系的雏形，后人说“百代皆行秦制”，乃精当之言。作者想解读“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想解剖“政教合一体系的建立”，却撇开秦制不谈，这在某种程度上讲是舍本逐末，极大地降低了本书的历史深度。

三是如何评价历代“反格式化”的努力？

作者将三国到西晋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单独写，概述为“哲学嬉皮士：以自然的名义反叛教权”，（公元166—公元316年，三国到西晋）。“反抗期从魏晋时期开始，持续到南朝。这个时期发展出一种叫玄学的哲学体系。”窃以为：庞杂的玄学，并未形成什么“哲学体系”，由于未成体系，在思想史和政治史意义上，都很难说在多大程度是一种“反叛教权”之学，并对教权构成过什么实质性的挑战，尤其是，玄学庸俗化后，滑向享乐主义，成为麻醉众生、维护统治的润滑油。

作者将东晋到五代约6个半世纪的历史，概括为“当皇权遭到拒绝：三教的竞争与妥协”，（公元316—公元960年，东晋到五代）。这个概述，亦显草率。此一时期，中央帝国政教合一的体系日臻完善，科举制成为帝国集权洗脑术的镇山之宝，贞观年间，唐太宗见新科进士从端门列队而出，情不自禁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当此之时，三教的竞争与妥协，与其说是皇权遭到三教的拒绝，不如说是三教在争相向皇权邀宠！

作者将宋到明约5个半世纪的历史，称为“叛逆的害人者：重建神权政治”，（公元960—公元1506年，宋到明）。考察宋之前，中央帝国的神权政治，从未在思想上被整体摧毁过颠覆过，不存在所谓“重建”问题；反观宋明理学，延续并强化了前代神权政治对人性的禁锢，是帝国历史上最大规模最有成效的对神权政治的一次全面完善和全面加固，不论从哪个角度讲，宋明理学的大伽们，都不是神权政治的叛逆者，恰恰相反，他们是神权政治的忠实信徒和建设者。

作者将明到清约5个半世纪的历史，概述为“世俗哲学的兴起：洗脑术的没落”，（公元1368—公元1911年，明到清）。明清两朝，皇权专制进一步强化，政教合一体系达到巅峰， “集权洗脑术”不仅没有“没落”，反而更加熟练更加肆无忌惮，无数的冤狱和文字狱就是证明。

概言之：作者将西汉之后的中国哲学，概括为“思想格式化与反格式化的历史”。个人认为：将西汉以后的中国哲学，称之为“思想格式化的历史”，更为合适，因为：

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整体上看，哲学一直在思想格式化的轨道上大踏步前进，从未偏离，从未停歇，洗脑术越来越精致，格式化越来越严格；笼子越筑越牢，禁忌越来越多；权力越来越重要，学问越来越不值钱；官家越来越高大，百性越来越渺小。这其间，偶尔冒出的“反格式化”之举，不过是独立特行者的个人行为，在漫长2000多年格式化的历史上，只是无足轻重的插曲和点缀，只是“死水微澜”（闻一多语），尤其应该注意的是：这些所谓的反抗，所谓的独立特行者，其中的绝大多数，虽对格式化不满，但其思想资源，其思维方式，其整体格局，都还在先秦诸子的小池塘里打转，都依然是格式化的囚徒！我们尊重他们曾经的努力，但不可对他们的努力评价过高，因为，毕竟，他们既没有勇气正面挑战政教合一的格式化体系，也没有能力找到突破格式化的现实路径，以致于国人长期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迷魂阵中打转。

一篇读罢头飞雪，耗了老朱两个月。就此打住。

                       朱红星2019年10月21日草于深圳

（注：2019年8月22日收到《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一书，2019年10月8日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