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15/mw690/6d6666f7tx6DepCAUG22e&690
陶行知的校长观

——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之四

逍遥行者

2013年10月2日 

    陶行知是一位行以求知知更行的教育改革家，又是一位遍览已知创未知的教育思想家。在三十余年的教育生涯中，陶行知不仅提出了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创造教育思想，而且凭借自己丰富的办学经验和教育实践，针对校长工作和教师发展发表了很多真知灼见，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校长观和教师观，是广大校长和教师提高自身修养的重要理论资源。

一、陶行知眼中的理想校长[1]

1．校长是学校的灵魂，他必须有高尚的品行。

陶行知认为，一个好校长也就意味着一所好学校。校长是学校的精神支柱，“是一个学校的灵魂”，“学校的好坏，和校长最有关系”。校长工作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发展，也体现在它影响着家庭的团结和进步，乃至国家的前程和世运之治乱。“当一个小学校长，不仅是两百学生的导师，而是一两百户、一两千人的导师。其地位的重要好比一个作战的团长。”“做一个学校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国家与学术之兴衰。”

校长的关键角色和中心地位，理所当然地要求校长应有德性。因为，只有品行高尚的校长，才能真正起到凝聚人心、引领方向的灵魂作用。校长既要讲公德，又要讲私德。公德是服务社会国家的根本，“我们在每一个行动上，都要问一问是否妨碍了公德？是否有助于公德？妨碍公德的，没有做的即下定决心不做，已经开始做的，立刻停止不做。若是有助于公德的，大家齐心全力来助他成功。”而私德乃是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公德的根本，那些不讲究私德的人，通常也是妨碍公德的人。陶行知强调，学校发展应以不损害他校利益为前提，否则这种发展就是不道德的。针对当时个别学校为解决师资紧缺而不惜重金挖兄弟院校墙脚的问题，陶行知明确指出，“增加教员，与其攫取人之所有，不如培植己之所无”，学校发展“总以积极扩张而无损于他校为是”。陶行知的伟大，不仅表现在他高扬德性对于校长角色的不可或缺性，更在于他言行若一，在学校管理工作中真实践履了他的道德主张。陶行知是一位品行高尚的教育领导者，他爱教乐业、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人师表。他以教人者必先教已为准则，一生严以律己，诚以待人，反对以公肥私、损人利己，为当今校长树立了典范。

2．校长要有自己独立的学校观，要做一个行动的校长。

陶行知认为，作为校长，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学校观。学校观即对于学校组织的根本态度。校长没有自己独立的学校观，就会随波逐流、盲从盲动，甚至趋炎附势、依附权贵，“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也正因如此，作为一名校长，重要的是“要有独立的思想——要能虚心，要思想透彻，有判断是非的能力”。陶行知不仅在《我之学校观》中直接申明了他对学校组织的根本看法，还在多篇文章和演讲中系统阐述过他的学校观。归纳起来，陶行知的学校观主要包含三个要点：

第一，传统学校是封闭的，而新学校则是开放的。从前的学校完全是一只鸟笼，而那些改良的学校也无非是放大的鸟笼，我们要努力把小孩子从鸟笼中解放出来。而新学校是开放的，没有围墙，它与整个社会生活紧密相联。“为着要过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力是必然的冲开校门，冲开村门，冲开城门，冲开国门，冲开无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所造的铁门。”

第二，学校即社会。校长必须明白，办学管校与改造社会是完全统一的一件事。“学校是小的社会，社会是大的学校。”“社会含有学校的意味，学校含有社会的意味。”“寻常人以为办学是一事，改造社会又是一事，他们说：‘办学已经够忙了，还有余力去改造社会吗？’他们不知道学校办的得法便是改造社会。没有功夫改造社会便是没有功夫办学。办学和改造社会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改造社会而不从办学入手，便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便不能彻骨的改造社会。反过来说，办学而不包含社会改造的使命，便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生气。所以教育就是社会改造，教师就是社会改造的领导者。”

第三，学校是师生共同生活的处所，学校以生活为中心。学校不是教师单方面施展才华的场所，不是“教校”，而是师生彼此合作与相互激励的场所。陶行知强调：“在学校中不能共同做事，一到社会也是不能的。所以要国民有共和的精神，先要学生有共和的精神；要学生有共和的精神，先要使他有共同的生活，有互助的力量。”学生在学校“不是坐而受教”，而是要去主动学习生存之道。“‘生’字的意义，是生活或是生存。学生所学的是人生之道。”

陶行知不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教育思想家，也是一位躬于实践、敏于行动的教育领导者和校长。他告诫校长们切不可做“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一定要做一位行动的教育领导者。校长的智慧和知识是在行动中产生的，“你能行动，行动才生困难，想法解决了困难，才是真知识的获得。……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校长必须了解，行动是校长知识的来源。“行动产生理论，发展理论。行动所产生发展的理论，还是为的要指导行动，引着整个生活冲入更高的境界。”陶行知重视行动，有两个标志性事件可做佐证：一是他极力强调“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他指出，“中国现在的教育是关门来干的，只有思想，没有行动的。教员们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们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所以那种教育是死的教育，不是行动的教育。”二是高度重视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就是教育法。它的涵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他进一步强调，“不做无学；不做无教；不能引导人做之教育，是假教育；不能引导人做之学校，是假学校；不能引导人做之书本，是假书本。”我们由此引申说，不行动的不是校长，只说不做的是假校长。

3．校长要有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要做民主的倡导者和领导者。

校长工作是一门极富创造性的事业，它最忌讳的就是简单模仿。陶行知对那些过分推崇外国学校教育制度的所谓“新人物者”给予了批评。他指出，“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像。”他将那些盲从外国的人员形象地比喻为东洋车夫，认为这是一种懒汉式的抄袭行为。“现在有一点我们应当注意的，就是以前的教育，都是像拉东洋车一样。自各国回来的留学生，都把他们在外国学来的教育制度拉到中国来，不问适合国情与否，只以为这是文明国里的时髦物品，都装在东洋车里拉过来，再硬灌在天真烂漫的儿童的心坎里，这样儿童们都给他弄得不死不活了，中国亦就给他做得奄奄一息了！我以前也是把外国教育制度拉到中国来的东洋车夫之一，不过我现在觉到这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我国办教育的人，多半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东洋车，一国拉厌了，又换一国，到底是拉来干吗？我们应当觉悟，唯独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建设适合国情的教育。”1943年，陶行知喊出了振聋发聩的“创造宣言”：“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

激发每个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潜力，是一所学校蓬勃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要做到这一点，校长首先就应做民主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因为校长与师生员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基于平等合作的相互教育的关系。陶行知认为，校长要将民主视为工作的第一原则，“需要根据民主思想从根本上重建学校及学制，使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在中国蓬勃发展”。校长要确立正确的下属观，要放得下架子，听得进不同意见，尤其是来自下属的建议和批评，不要孤芳自赏，也不要唯己独尊，更不能刚愎自用。陶行知曾感慨地说：“校长对于我们，我们对于学生，多少都存在着一些要不得的独裁作风。中国现在，自主席以至于校长教师，有意无意的，难免是一个独裁。因为大家都是在专制的气氛中长大，为独裁作风所熏陶，没有学习过民主作风。”他强调，“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做一个独裁校长是千不该、万不该的事情。”

4．校长工作是一项专门事业，需要也值得校长们全身心地投入。

陶行知认为，校长工作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要当它为一种专门事业看待，要以专门的目光研究它，要以专门的学术办理它。”陶行知认为，中国教育之所以落后，原因固然复杂，但人们错误地认为校长职务“可以不学而能，人人会干，无须特别的训练，更无须科学的研究”，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强调，像教育事业发展中的计划、师资、课程、经费、设备、考成及劝学等诸学问，校长不经专门学习和培训是难以胜任的。要成功推行义务教育，就必须加大对于校长和地方教育行政人员的培训力度，“中国若想推行义务教育，非将地方办学人员与教员同时分别培养不可。”“故中国不想推行义务教育则已，若想推行义务教育，必从培养改良地方办学人员入手。”

校长工作是一门科学，它的复杂性和专业性需要也值得校长们全身心地投入。陶行知认为，校长要专人专任，既不可提倡政府官员兼任校长，亦不可提倡校长同时兼任数个职务。政府官员兼任校长，其后果只能是，学校变成衙门，教育变成办公，创造变成维持，循循善诱变成整齐划一。诚然，普及教育需要借助政治来予以推动，但政治如果过度地干涉教育和校长工作，就“可以毁灭教育”。另一方面，校长也只有全身心地投入，才可能真正担负起教育作为“立国的根本”和“国家万年根本大计”的重任。“人的一分精神，只能专做一件事业，一个人兼了十几个差使，精神难以兼顾，他的事业即难以成功。”国家把一个完整的学校交给校长，校长就必须用整个的心去做好这项工作。陶行知的“整个的学校应当有整个的校长，不应当有命分式的校长”这一名言，值得当今的校长们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