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杨老的《学步集》，为其广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虚怀若谷、淡泊名利的处世态度深深感动，索性搜索杨老生前最后的日子，找到这篇博文：http://t.cn/zj9tUKj。“在这个“几无士大夫之学”的时代，我们有时还能见到几位多少还有点士大夫之学精神的学者，使这个浮燥时代、商品经济大潮下的学术界还不至过于苍白。”推荐搞翻译的同行看看这篇博文和杨老的《学步集》。（杨老在译界影响之大，如雷贯耳，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用百度、谷歌还是搜狗输入法，竟然无法直接打出杨老的名字。）

纪念杨自俭先生

 

 

父亲最后的日子

杨艨

 

父亲的追悼会后，任东升老师来信嘱咐我就“杨老师最后的日子”写一写父亲从入院到去世的点滴小事，我因为各种原因迟迟没有动笔。我明天就要返回上海，这才静下心来，坐在电脑前写下这些文字，作为对他父亲的追思。

父亲的一生是简朴的，对社会、学校和他人的所求甚少。他先后的两次入院，他每次都再三告诫母亲和我，不要告诉学校和学会里的各位领导和老师，他生怕给别人添了麻烦，耽误了别人的工作。以至于08年他在上海的手术只有少数几位老师知道，甚至到他病危前，他生病的消息也没有太多人知道。

父亲对他人的帮助是无私的，尤其是对好学的年轻人。09年1月入院后，他在春节期间治疗的间隙中，躺在病床上先后为张慧琴老师和林巍老师的新书口述了序言，并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尽快发给他们，以免耽误书的出版。

父亲一生对待工作是认真的，总是把工作需要放在第一位。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他两次入院的第一天，他都要我发邮件给他的几位挚友，把手头的工作交代清楚，唯恐工作因为他的入院而停顿。08年3 月在上海入院时的那几封邮件是他在入院的前一天晚上写好了交给我的。09年1月5日入院时，因为他的白内障已很严重，不能再动笔写，他就口述了几封信的内容。

父亲一生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在给张、林两位老师的序言写作中，他在口述了每一段后，都要求我将记录的文字读给他听，以确认我的记录是准确无误的，在每一个要点的阐述后又也要我一遍一遍读给他听，反复地修改，直到每一句都准确为止。碰到一些需要引用的文字，他总是告诉我到家中的书架某处找到原书带到医院，把相关的章节读给他听，然后再确认。当得知海大外语学院要为他编辑出版论文集后，他要我将相关的文章目录读给他听，反复地斟酌、筛选、核对，对需要添加的注解文字更是几易其稿，力求不出现错误或者不妥当的地方。对于一个24小时忍受癌痛的人来说，能做到这一点确实是不容易的。

父亲是个意志坚强的人。09年1月入院不久，主治医生杜主任就告诉母亲和我，由于癌细胞在他体内的扩散，癌痛会越来越厉害，用于止痛的吗啡的使用量会越来越多，基本是从一天注射一次到一天注射几次。但后来的日子里，我从来没有听到父亲喊痛（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曾对她说他一生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剧痛，但他一直默默地忍受着）。追悼会后我到四机医院办理相关手续时拿到了详细的用药清单，当看到他在最后61天中仅用了21支止痛的吗啡时，我的眼睛禁不住湿润了。

父亲将他的一生献给的他钟爱的翻译和英汉对比研究事业。母亲和我都知道学会和同仁们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从三月初，每次我们收到学会中各位老师要在4月份来青开会时要来探望他的电话或者邮件，我们都会立刻告诉他。在很大程度上，这成为了陪伴他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动力源泉。虽然他最终没有能和来探望他的学会同仁再说上一句话，但从他眼角涌出的泪水中，我可以感觉到他内心的那份激动和对和大家想跟同道朋友沟通的渴望。

母亲和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4月11日晚上，在得知来青开会的专家们都来探望他几个小时后，父亲的器官突然开始出现衰竭，一个小时后就于21时35分离开了我们。

                                                                            2009年4月19日凌晨于青岛

3月5日下午4点15到5点。杨连瑞副院长和我一起探望杨老师。杨老师对我们强调说：“我们通过办会和出会议论文集要给外国语学院留下一个传统。”

3月13日上午10点45分至-12点15分。我探望杨老师。他总会主动问起翻译论坛的筹备情况，我如实汇报，请他指示。杨老师还和我谈起中国翻译学发展中一些学术问题。还说到香港的学术研究特点和台湾的口译研究。

3月16日下午4点至4点半。我和英语二系的张思永老师一起探望杨老师。我告知他被邀请的专家中有5人一直没有没有回复我们的邀请。他说：“傅勇林现在是成都市副市长、王宁等经常在国外；郭建中、刘宓庆年龄大了。他们可能就是不能来。”

进入4月，杨老师病情加重，几乎不能言语，只能艰难发出叫声。护理他的师父和阿姨看到他神志比较清醒时，就对他说：“再过几天，您那些老朋友就来青岛看望您来了。”杨老师总是回答或者示意：他在等着！张德禄教授夫妇探望他，两个人出来时眼睛红红的，还浸满泪水。杨连瑞副院长每次探望完，眼睛也是红红的，心里非常难受。看到生命气息渐渐微弱的杨老师，我的心里很难过。在病魔的折磨面前，生命显得如此脆弱。对翻译论坛的深情关注和对学界朋友的热切期待，支撑着杨老师度生命中最后几个难熬的日子。

4月8日晚10点，我从杨艨那里得知，前一日杨老师出现晕迷，生命垂危，抢救过一次。

4月9日，我和张德禄院长夫妇来到医院，杨老师意识清楚。我对他大声说：“杨老师，是东升！张院长来看你了”邵老师叫他睁开眼看看我们，他突然间睁开眼睛看我们。他可能根本看不到我们，他用仅有的肢体反应告诉我们：他知道！我分明从杨老师的眼神里看得出：他留恋！

4月10日下午4时许，来青赴会的潘文国教授、曾利沙教授看望了杨老师。

4月10日晚上，杨平、穆雷等几位老师看望了杨老师。

4月11日中午，吕俊、罗选民、王宏印等十多位老师带着全体与会专家和旁听师生写给杨老师的《致敬信》，去医院看望杨老师。我提前打给邵老师电话。到了以后，邵老师对我们说，杨老师已经知道大家来，示意不要让大家来。吕俊老师进屋，看到奄奄一息的杨老师，凝视片刻，然后手捂着嘴，哭着走出病房。邵老师对杨老师大声说：“你的老朋友来看你来了！”杨老师的弟弟问：“大哥，你听见了吗？”杨老师似乎用尽了浑身的气力，艰难地发出一个声音！他弟弟说：“他知道！看，他流泪了！”

4月11日晚21点35分，杨老师与世长辞。

敬爱的杨自俭先生：您一路走好！

惊悉敬爱的杨自俭先生因病逝世，我的心情十分悲痛。杨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长、研究对比语言的资深专家，是我由衷敬佩的学者。很多年前我就拜读过杨先生写的论文和主编的论文集。杨先生的离去无疑是中国语言学界的一大损失。记得我第一次与杨先生见面是2001年10月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召开的首届外语教授沙龙上，后来我们在不同的学术活动场合多次见面，每次见面我都从杨先生那里学到许多做人和做学问的道理。记得有一次我们就英汉语言对比问题和中国语言学研究问题彻夜深谈，先生当时的谆谆教诲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多年来，杨先生扶持后学，每每鼓励年轻学者进行高深层次的学术探讨，甚至甘为人梯。通过与杨先生的接触，我深深体会到先生对后学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2003年夏天我完成习作《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初稿后送给杨先生批评指正，先生认真审读，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并赐将近万字的长篇序言。其中，先生既肯定优点，又提出问题，我读后非常受感动，也很受启发。像我这样有幸得到先生的提携和帮助的人在学界还有很多，我们是幸运的人。

杨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提携后辈，在为人方面更是堪称表率。他在题为《自知之明难才贵》（六十抒怀）和《高处风景会更好》（七十抒怀）中谈到为人为学的八个问题，告诫我们要热爱生活，热爱职业，要尽量说真话办真事，要有较高的奋斗目标，要一辈子下功夫认识自己，要能吃苦，还要能吃亏，要讲究方法，要谦虚谨慎，要勤于读书写作。杨先生还说：他一直深感为人为学，必须为人在先，所以他笃信：“道德之光能燃起智慧之火，一切道德高尚的学人必将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取得成就，从而使学术生命放出灿烂的光辉。”

多年来杨先生言传身教，我等后辈受益良多，也逐渐领会到先生崇高的生活情操。杨先生言传身教，他高尚的人格魅力、认真的人生态度、崇高的学术境界、严谨的治学态度、热情的生活追求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杨自俭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的为人为学的崇高思想留给了我们。让我们衷心祝愿杨先生：一路走好！

杨自俭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