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口营村--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
李灶生（自己改名）
2021年4月30日
水口营村位于花东镇东部，南接白云区钟落潭镇，花都大道横穿而过，距机场北出口仅6公里，交通十分方便。
花都大道水口营村牌坊后进村走几百米，在进村的右边就是水口营村的格木林公园。
水口营村具有全省罕有的格木林。格木林俗称“甲木”，为国内珍稀树种，属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据《商氏族谱》记载，水口营村格木林至少有600多年的历史，几经数载，至今保留完好，实属难得，极为珍贵，在我省也属罕见，是广东乃至全国最大的格木林区。
格木林为国内珍稀树种，属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亦是建材上品，上世纪60年代，一株格木可换一辆中型拖拉机，可见其经济价值之昂贵。
水口营村的格木林公园。
格木树种现已稀少，连片成林更是凤毛麟角。水口营村格木林成才者合计300余株，直径最大者70多公分、小者亦有30公分。
水口营村的格木林公园。
据《商氏族谱》记载，该村格木林至少有600多年的历史，至今保留完好，在我省也属罕见。格木林公园内有休闲路径、人工湖。
水口营村的格木林公园。
水口营村的格木林公园。
水口营村的格木林公园。
水口营村的格木林公园。
水口营村的格木林公园。
水口营村的格木林公园。
水口营村的格木林公园。
水口营村的格木林公园。
水口营村的格木林公园。
水口营村的格木林公园。
水口营村的格木林公园。
水口营村的格木林公园。
水口营村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水口营村以兵勇驻地之名为村名，是花都区唯一，于广州地区乃至全广东省也实属罕见。水口营村历史悠久，历史的长河将水口营村囤积成一方人杰地灵的古村落，这里书香四溢、人才辈出。
水口营村有“连科三进士，同榜两贡生”之美称
。商家自商衍鎏的父亲商廷焕开始，一门四代从文，连中两位进士。所以有人说，商家是近现代广东“书香门第”的代名词。中国最后一位“探花郎”，便是该村的商氏后人商衍鎏。
水口营村是清代最后一名探花商衍鎏的故乡，现保留桅杆夹三座，商衍鎏、商衍瀛、商延修各一座，完好无损。村前大会堂留有商衍鎏所题的“社会道路”、“大会堂”等笔迹，村前祠堂留有商衍瀛题“文达商公祠”笔迹。
水口营村村民多姓商，始祖商禄公，朱明皇朝右承相徐达麾下之将士。商氏后人一直认为“家无读书子，功名何处来？”历代都以读书求学为重，建功立名。
自商
衍鎏的父亲商廷焕开始，一门四代从文，连中两进士。商氏一族是近现代广东“书香门第”的代名词。中国最后一位“探花郎”便是水口营村的商衍鎏。
水口营村至今仍完好保留了很多清朝古迹，以及世世代代的书香风范。古老的青灰瓦房，给村庄增添几分静谧；
清朝遗留下来的祠堂被改造为村里的图书馆，村里时常举办书法比赛、知识讲坛，前赴后继的求学作风使得这座安静的古村落充满活力。
水口营的商氏可上朔到明朝。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始祖商禄公，是朱明皇朝右承相徐达麾下的将士，来自北京河涧府（又作河间府）沧州南皮县北隅七图三角堤村。
洪武十二年（1404
年），商禄公与副官许谅率部驻守广州禺北冬瓜窿（花都属古番禺治下）。
当时，元亡世乱，群雄四起，新政当权，不少地方盗贼依险凭陵，屠劫靡常。
广州北部禺北地区，万山环峙，迭巘崇崖，山深谷窈，口隘林丛，常为匪盗啸聚之地，为数邑居民之大患。
商禄公奉命率部驻守禺北冬瓜窿，常与匪盗厮杀，副职许谅殉职。商禄子效宜，征战龙川寨阵亡，明皇朝钦命追赠为左卫将军，商家因军功世袭而食皇禄。
迨至大清入关，商氏家族已世袭九代，早已不是最初的野战部队编制。清顺治四年（1667），顺治帝革除前明军功世袭俸禄制，但仍允许商氏家族于驻地辟地屯居，取良田自耕自食，以商氏第九代传人商大宾入籍番禺屯税，居水口屯（今水口营）。
水口营原来叫水口屯，这里原来是九湾潭水之出口的地方，故名水口；又因为商氏祖先是带兵之人，水口作为屯兵之地，所以就叫水口屯。
而“屯”与“营”都有兵勇驻扎之地的意思，什么时候改“屯”为“营”，现在已不可考证了。而以“营”为村名，花都唯一，省内少有。
商衍鎏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探花，这无可置疑。但商衍鎏到底是不是花都水口营村人，却众说不一。
从商氏后人自述及文史记载，从商先生的父亲商衍鎏开始皆称自己是广东番禺人。
而花都水口营村的人，都会骄傲地说“末代探花”商衍鎏就是花都水口营村的，也一直把花都水口营认定为“末代探花”村，有祠堂前的桅杆夹石为证。
商家人皆称番禺籍，也不足为怪。因为据查证《花县志》等史料，在历史上，水口营村解放前一直属番禺管辖。当时，番禺分上番禺和下番禺，水口营属上番禺北兴乡，抗日战争时期，番禺县政府曾迁北兴。1950
年，水口营村才随北兴划入花县管辖（今花都区）。所以，从这一点上，商衍鎏所说的番禺籍，与是不是水口营村人并不矛盾，因为当时，水口营村的人都是番禺籍。
还有认为：商衍鎏的商氏与花都水口营村的商氏，是不同的两族商氏，水口营商氏一族是明代的兵，来自北京河涧府；商衍鎏一族是清代的兵，在明末季移居沈阳，并在沈阳隶汉军籍。从北方迁入广州年代不同，先祖不同，只不过大家都姓商,仅能认作“本家”。据《钦定八旗通志》卷六十一，氏族志八，记有“商氏系出沈阳”，佐证了商衍鎏商氏迁粤家谱中，系出沈阳是准确的。
商衍瀛曾作《商氏迁粤家谱后记》，书中记载，明末商氏祖先从天津商家林迁至辽宁藩阳，至于具体何时因何事而迁都没有资料未能考证。可查证的祖先是商鸣鸿，他生子六人。因为艰于生计于是让第四子国秀从军。当时藩阳隶属汉军籍，后来清军入关。为了巩固统一，清朝就派了八旗中最骁勇善战的正黄、镶黄、正白“上三旗”部分力量驻防广东，商国秀属于正白旗系统。
于是，商国秀携带家眷于康熙二十一年随军驻防广州，并在广州落地生根。因此，商国秀是商家入粤始祖。商氏籍贯上也就沿用“广州驻防正白旗汉军人”。
这一点在，在当年科举考试的传闻中可以佐证。传闻考官最初拟定朱汝珍为一甲第一名，但慈禧太后最恨广东人，因为她的几个心头大患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都是广东人，一见朱汝珍是广东人，就一定要拉他下马。
而商衍鎏在报名时填的则是“广东驻防正白旗汉军”，所以避开了老佛爷的阴谋之手。这一说法虽然值得商榷，但商衍鎏以“广东驻防正白旗汉军”的身份参考科考，比较可信。
水口营商氏、商衍鎏家族商氏是否同出一宗，已无法考证。但商衍瀛、商衍鎏兄弟与其叔父商廷修，当年考取功名后都在花都水口营商氏祠堂认祖归宗，拜宗祠、行祖宴，竖立旗杆夹。旗杆夹，这是古时身份的象征，不是想竖就能竖，在古代只有考取举人以上功名的才可以竖立旗杆夹；旗杆夹，这是宗族的荣耀，不是想竖在哪就竖在哪，只能在宗祠前面竖立，正所谓“光宗耀祖”。
所以说，不管水口营商氏、商衍鎏家族商氏来自何处，花都水口营宗祠前的三对旗杆夹，足以证明商衍鎏家族商氏对花都水口营商氏是其先祖。并且，两族商氏有可能是同一祖先从明朝开枝，一枝南下广州，一枝北上沈阳，几百年以后，相继迁入广州，从此生根散叶，所以才有了商衍鎏一族在花都水口营认祖归宗。
商衍鎏为花都水口营村大会堂正门上方题“社会道路”、商衍瀛为花都水口营村书写的“文达商公祠”墨宝，也足以佐证其家族对花都水口营商氏宗族的认同。
1985
年，商衍鎏之子商承祚教授在《羊城晚报》刊发文章，针对当时的一些传闻，指出商氏一脉不是满人，是汉人。随后偕同夫人来到水口营村，拜谒纪念父亲探花及第的石碑，还为村里的小学题写了校名，被视为商家的第二次认宗。
商衍鎏（1875—1963） 字藻亭，著名学者、书法家。清甲午科（1894 年）
举人，清甲辰科（1904 年）
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商衍鎏得殿试第一甲第三名，成为清末科探花，任翰林院编修。曾任侍讲衔撰文、国史馆编修、实录馆总校、文渊阁校理等职。先后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江西省财政特派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1963
年8月28日在广州逝世，终年88 岁。
如果说商氏宗祠的毁塌，淡褪了水口营商氏的家族历史，但村前的进士旗杆夹，却将历史再一次深刻；商衍鎏，这个中国历史最后一名探花，更让这座村庄时刻闪着耀眼的光环。
古代科举考试分为四级：院试（秀才）、乡试（举人）、会试（贡生）和殿试（进士），殿试一甲三名将获赐进士及第，二甲和三甲分别获赐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
古人取得举人、进士功名的，皇帝不仅授予爵禄，还赐予旗帜，竖立在精工建造的石旗杆夹上。旗杆夹多树立在宗祠前，它是封建社会科举功名的象征。
作用主要有二个：一是考取一定功名后，社会地位提高，竖立旗杆可以光耀门楣；二是旗杆竖立后，作为后人学习榜样，激励后人积极进取。竖立旗杆夹时，还要请唢呐班吹奏，最后宴请官员、嘉宾、族老、亲戚等等，场面热闹非凡。
商氏旗杆夹，共有三对，一对立在商氏祖祠旧址前水塘边，两对立在祠前风水塘对岸,旗杆夹顶均雕小石狮。
商氏祖祠旧址前一对刻：“光绪己丑恩科中顺天举人三十五名，应戊戌科会试中式一百二十六名贡生，殿试二甲钦点户部主政。臣商廷修立”；对岸两对刻“光绪甲辰恩科会试中式第一百二十九名贡生，殿试一甲第三名，钦点探花及第。臣商衍鎏恭承”、“光绪甲午科顺天举人应辛丑壬寅并科，会试中式第八十九名贡生，殿试二甲第十八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臣商衍瀛恭立”。
旗杆夹的字刻记载着历史，也记载着家庭的荣耀。三对旗杆夹，书写着“两代三进士，一门三翰林”的精彩故事——商衍瀛、商衍鎏兄弟与其叔父商廷修，先后考取进士、入翰林，演绎着“连科三进士”的历史传奇。
按照八旗规定，八旗出身的男丁到了一定岁数就得参加军事训练，成为军人。商氏家族十代人都在军队中任职，享受汉军粮饷俸禄，直到第十代商廷焕、商廷修开始弃戎从文，从能征善战的八旗之家转变成为书香门第。
商廷焕是长子，但自小就身体孱弱，无法参加军事训练，且兴趣不在骑马射箭上，反而幼小就好学，并拜陈澧为师。他考了七次乡举都没中举。在广州住所莲花巷巷尾辟地一块，莳花种竹，盖茅屋数间取名玉莲园，课三子在此专心苦读，“三更灯火五更鸡”，过着清贫的读书生活。
而弟弟商廷修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戊戌科会试中进士，名列二甲一百三十名。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商衍瀛、商衍鎏兄弟二人结伴赴京赶考，结果哥哥商衍瀛中进士，入翰林。弟弟商衍鎏未入三甲，便回家苦读。
历史常常在嘲弄一个人时候，又会对其特别垂青。清光绪三十年（1904
年）这是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这一年是甲辰年，本巳时逢正科取士，又逢慈禧太后七十寿辰，于是甲辰正科便改为恩正并科。商衍鎏在这一年的科举考试中，中会试第一百二十九名，有幸得以参加殿试。
1904 年7 月4
日清晨，从礼部会试中选拔出来的273
名贡士，从中左门进入保和殿，历经点名、散卷、赞律、行礼等种种仪式礼节，准备参加名义上由皇帝主考的殿试。这是三年一度的全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贡士们按这次考试的成绩重新排定名次：殿试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
上午10
时，试题发下，是以皇帝名义提出的时务策问，题长大约五六百字。对策文不限长短，规定字必须正体，文必到行，工整有格，不容疏忽，日暮为交卷时限。
考官最初拟定的一甲名次是：朱汝珍、刘春霖、张启后、商衍鎏。但光绪皇帝看完试卷后，认为第二卷比第一卷好，第四卷比第三卷好，于是钦定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
1905 年9 月2
日，清廷颁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制度被废除，商衍鎏也就成为末代探花。
在村前，有一座仿青砖贴瓷片的人字顶一层建筑，上书“社会道路”四个醒目大字，前有时间“一九五七年”，后有落款“商衍鎏书”。这是村里五十年代修建的一座会堂，里面有小舞台，现在作为村的文化室。从题字足可以看出，商衍鎏与水口营村有割舍不断的宗情，也足可以证明他已在内心深处把水口营作为自己的宗族故里。
从会堂往西十数步，是“作宏商公祠”，这是村里保存最完好的一座祠堂。祠堂始建年份不详，坐北朝南，主体建筑三间两进，人字封火山墙，灰塑博古脊，碌灰筒瓦，青砖石脚，花岗岩石脚，红阶砖铺地；正脊灰塑、屋脊重新修葺过；前廊两根花岗岩石檐柱，柱上架石梁，石梁上有石狮；檐柱雀替用木雕装饰，而挑头却是常用的石雕人物，反映着古人的审美情趣；斗拱横梁的木雕是戏曲人物，形态非常生动；祠堂墀头盘头处的砖雕已经很不完整，但仍可见其工艺之精美；大门嵌花岗岩门夹，石门额阴刻“作宏商公祠”五个厚润大字，无落款；门上墙壁三面均装饰着花鸟壁画，笔画虽然淡脱，但诗情画意还在、历史古韵犹存。祠内空寂静簌，杂草丛生，只有脚下的青石板印记着往昔的家族历史。
再往西进，是“文达商公祠”，也是三间两进，人字顶，灰塑博古脊，碌灰筒瓦，但建筑风格发生了较大改变，极其简化，没有石檐柱、石梁，也没有石门夹，前廊也只有一间宽，另两间往外与檐齐。祠堂匾额也不是石刻，刷灰后直接书写，落款为商衍瀛。该祠现已作为村的老人活动中心，也算是村里老人有个自得其乐的好去处。
西行至村的中段，有处已倒塌的房屋，从仅存的残墙剩瓦、旧垠老砖上，还可以看出是一座宗祠的样貌，这便是商氏祖祠所在。由于商氏宗祠解放初期土地改革分给了私人所有，以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被私人拆毁，现今砖瓦散落地面，杂草生于砖瓦间，不禁令人唏嘘，商衍鎏百年前回乡祭祖的热闹早已平息，同科状元刘春霖所题赠的挂在商氏宗祠大堂两侧的“连科三进士，同榜两贤书”的对联与牌匾均也已不见了踪迹。
在水口营村与港头村之间的水塘边是商讳端墓和商讳宜夫妇墓。
水塘
水塘
商讳端墓和商讳宜夫妇墓。
商讳端墓
商讳端墓
商讳端墓
商讳宜夫妇墓。
商讳宜夫妇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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