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以来，理性的权威性在西方世界遭到普遍的怀疑。物质生产的恶性膨胀，导致了社会价值观念的极度功利化，也导致了人自身的日益物化，在种种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和越来越深重的社会灾难前面，强烈的危机感意识和悲观情绪弥漫了整个西方世界。理性的权威性在人们的心中发生了根本的动摇，于是乎非理性主义得以在西方世界流行。

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主义是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开端。非理性主义持一种悲观主义的人生态度，将人生的生存世界视为毫无意义的“荒诞世界”，也否定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然而，虽然叔本华和尼采都是悲观主义者，但是两人的观点却不完全一样。

叔本华是一个十足的悲观主义者，他毕生关注的问题是生命、生存、人生。人生就是苦难，悲观主义的人生观是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反理性主义的必然结果，对生命个体的否定是他哲学思想的一大特征。他认为作为世界本原的意志也是人生悲剧和人生苦难之源，所以叔本华的悲剧观和他的悲观主义人生观是一脉相承的：既然人生的基本成分是痛苦和无聊，那么表现人生的痛苦和无意义就应该是悲剧的目的。

哲学家的智慧总要落脚到化解不可避免的悲惨命运。叔本华也同样寻求解脱之路。无庸赘言，这就是否定意志，在哲学和艺术中超脱生死，进入佛教所说的涅槃境界。否定意志也就是否定生命，否定人生，否定这个时速世界。只有如此才可进入自在之物的意志世界，与世界本体合一。但本体必然表现为现象，意志本体与意志现象是这个世界的两极。所谓“解脱”只不过是打通这两极而已，并不能消灭这两极而成为一极。叔本华实质上已经把死亡上升到了与生命同等重要的高度。

叔本华把艺术的最终目标确定为弃绝生命意志。其实，叔本华之所以认为生命必然走向死亡是一种无奈的痛苦结局,正好反映了叔本华对生命的珍惜和留恋。对生命的珍惜和留恋赋予了生命以至高无上的价值，生命具有了这种至高无上的价值后，它的死亡和毁灭才可能成为悲剧，一个不具有任何价值的东西的毁灭是不可能构成悲剧的。简而言之，对生命价值的最高肯定——这是隐没在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观中的逻辑前提，这一逻辑前提是以否定生命这一表现形式为其面具的。但是叔本华的悲剧观又陷入了极端的悲观主义和反人生性质，他在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消极人生态度，给后来的文论和文学创作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尼采和叔本华一样，一生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生命的意义，但两人对此问题却有不同的见解。叔本华持的是一种极端的悲剧主义态度否定生命的意义，尼采受叔本华的影响，认为人生是一场不可摆脱的悲剧，但他主张人应该热爱生命，为生命创造出一种意义来。

尼采从分析悲剧艺术入手：悲剧把个体的痛苦和毁灭演给人看，却使人生出快感，这种快感是从何而来的呢？叔本华认为，悲剧快感是认识到生命意志的虚幻性而产生的听天由命感，尼采则提出“形而上的慰籍”来解释：“悲剧用一种形而上的慰籍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的和充满欢乐的”，看悲剧时，“一种形而上的慰籍使我们暂时逃脱世态变迁的纷扰。我们在短促的瞬间真的成为原始生灵本身，感觉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欢乐。”

尼采指出，希腊悲剧中有两种精神：日神和酒神精神。日神精神让人沉缅于外观的幻觉，反对追究本体、追究世界和人生的真相。酒神精神却是要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沟通融合。前者用美的面纱遮盖人生的悲剧面目，后者揭开面纱，直视人生悲剧；前者教人不放弃人生的欢乐，后者教人不回避人生的痛苦；前者执着人生，后者超脱人生；前者迷恋瞬时，后者向往永恒。与日神精神相比，酒神精神具有浓郁的形而上学性质和悲剧色彩。外观的幻觉一旦破除，世界和人生露出了可怕的真理，如何再肯定人生呢？这正是尼采的酒神精神所要解决的问题。尼采主张以积极的“超人”姿态面对人生，将人生的悲剧演成喜剧。

其实，无论是叔本华还是尼采，他们的悲剧主义观都是印上一定的时代烙印，是历史时代向前发展的必然产物。

西方文艺理论博大精深，我读到的只是皮毛层面的东西，因为其深奥，所以只能囫囵吞枣。不过在阅读和整理的过程中，我深刻地认识到，一种思想由产生到成熟到社会的认可，需要经过无数人的努力与探索。探索真理的过程是曲折而漫长的，但探索的过程展现了人类的智慧，体现了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