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我晚生375年的司马迁，在他写的《史记》中，大笔墨写了我的故事，并总结的气势恢宏：

“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那是公元前483～4年上的事情，那一年我三十七岁，正当年；那一年，孔子带着我们一行已经周游列国十多年了，刚刚经历了著名的“陈蔡之困”，那七天绝粮，差点动摇了我们对老师及其仁道理论的“信仰”，好在有老师的怡然长歌，还有我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斡旋，我们脱困了，而且接洽上了老师认为是明主的楚昭王。

也就是那一年，老师的故国鲁却危在旦夕：齐国的田常陈兵千乘要灭鲁。

老师问，你们谁能救鲁。

子路说，我。老师摇头。子张、子石说，我们。老师摇头。

他看着我说：子贡，你去。

这时的我，在老师和同学面前，说话已经很少，很安静。

我说：好的。

我直奔齐国，见到田常。

田常此人，类似鲁国的阳虎，是家臣而已，但是当时专权，权倾其主，竟然想凌驾齐君。但毕竟在社会阶层上是家臣，齐国的高、国、鲍、晏姓贵族犹在，且不服。田常打鲁国，是为了这个“服气”。

见到他，就像见到当年欺负过老师的阳虎，我用的是傻子都听得出的讽刺法。

我说：鲁国就在你边上，那么点小国，那么点兵，城墙那么矮，也带兵的人都没一个，太难打了，所以你打鲁国大错特错；要打你打吴国啊，吴国多容易打啊，吴国大国啊，又远在南方，精兵强将的，夫差还智勇双全！

他一听就恼了：你耍我？！

“哪敢？！”我说：“与你分享一句话：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

我顿了一下，点出来：“而田常你目前的问题是内忧。”

田常无语。

我接着说：“你如果灭鲁成功，国土大增，必然上骄主心，下恣群臣，而上骄则恣，臣骄则争，你做的这个是上下不讨好，你这个小家臣在齐国必然难以立足。你如果打吴国，如果打胜了，那齐国都服了你，没说的；如果打输了，一是大家都知道吴国强大，所以输了，你也不丢脸；二是这一仗肯定损兵折将，国力大耗，这帮贵族大夫也没啥好争的了，也就都依了你主政。”

田常上道了：可是我已经说了要打鲁国，把兵也布好了，怎么可以改说打吴国。

“这你放心”我说“我去叫吴国以救鲁的名义来打齐国就是。你先按兵不动就是，OK?”

OK，田常说。

我相信他不敢不OK，我的那个逻辑，冷汗中的他且要想一阵。

接下来我直奔吴国见夫差，刚刚降伏越王勾践、一心想称霸中原的吴王。

我设身处地的说：“吴王，您正为您担心呢。先与你分享一句话：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强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本来齐国与您吴国差不多强，但是如果齐灭鲁，齐的万乘加上鲁的千乘，那么原先的平衡就被打破，齐国取鲁以后比伐吴国！所以，我建议你出兵救鲁，对您是名利双收的事：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以抚泗上诸侯，诛暴齐以服强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强齐，智者不疑也。”

吴王眼睛一亮，但目光摇曳。说：你说的好是好，就是我东面有个越国这麻烦，那勾践卧薪尝胆，一心报复，我北去打仗，他在后面捣乱可不妙，要不我先把越国平了再北伐？”

我说：“这恐怕不好，一是时间上可能来不及，二是有损您成就霸业。您伐小越而畏强齐，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王者不绝世，以立其义。今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业成矣”

我顿了顿，没等他反应，我接着说：“越国那边，我去搞定。我让勾践一起出兵，由您指挥，这样您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夫差大喜，立即安排我去见勾践。

越王勾践，知道我去，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我知道一是因为我在还是有些“孔门”虚名，二是因为我受吴王派遣，他不明就里，不敢造次。他与文种一起见我。

我不客气的说：“勾践，我觉得你这仇怕是报不成了！因为你犯了三个明显的错：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我刚从吴王那里来，吴王这次准备去打齐国，但在去以前，要先把你灭了以绝后患！”

勾践吓的发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装的，不过可能“恨的发抖”是肯定的。

我没看他的样子，慢悠悠的说：吴国现在是残国之治，只要促成他伐齐，你就可能灭吴报仇。因为如果他如果战败，那对你肯定是好事；如果他胜利了，按照吴王性格肯定会打晋国，我只要说服晋国严阵以待，吴国与晋国一打，锐兵尽于齐，重甲困于晋，肯定大伤元气……后面的事就好办了！”

为什么是残国之治？勾践问。

“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敝以数战，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变；子胥以谏死，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所以我说他是残国之治。”

那么如何促成夫差尽快北上伐吴？勾践继续问。他思路清晰，我觉得是文种在后面替他梳理逻辑。

我直接说：你们做三件事，发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宝以说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其伐齐必也。

勾践心花怒放，千恩万谢，送这送那的，我一概不要：你们赶紧行动，我先回复夫差。

回到夫差那里，我说大功告成！还渲染了一番，说：我与勾践说你要灭他，他吓得半死，他一直表白，他对您只有感恩，哪有什么报仇之心啊，看来您吴王是把他降伏了的。

过了五日，文种后脚到。带了三千士卒，还有一堆东西：先人藏器，甲二十领，鈇、屈卢之矛，还有一把步光之剑！

文种是个很会说话的，有点与我差不多，他对吴王的卑谦用词，可见一斑，他对吴王夫差说：东海役臣孤句践使者臣种，敢修下吏问于左右。今窃闻大王将兴大义，诛强救弱，困暴齐而抚周室，请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请自被坚执锐，以先受矢石。

最后一句说的是勾践愿意跟着您吴王一起上前线，可以替您挡一下箭，挡一下石头！

吴王问我，这行吗？我说：不好。这会让您吴王陷于不义。夫空人之国，悉人之众，又从其君，不义。

夫差点头。

于是立即发动九郡之兵北上伐齐。

我赶紧直奔晋国，见晋定公，说：我与您分享一句话，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辨不可以胜敌。

晋定公微笑：你有事就说。

明白人遇到明白人，我说：你肯定知道吴已经发兵伐齐了。夫差败了，那么越王勾践会灭吴；如果夫差胜了，那么他肯定往西来收拾您。

那我要怎么办？

“陈兵以待”我说了四个字

“好”他说了一个字。

好，这个曲折的故事总算讲完了，之后的事情，就像一段简单“if then”的计算机程序，准确执行：公元前484年，吴国以救鲁为名，与齐国有艾陵大战，吴胜；吴国获得齐国“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立即西向伐晋，有著名“黄池之战”，晋国胜；越王勾践，得知吴王在黄池战败，立即起兵攻打后防空虚的吴国；夫差赶紧回师，就有五湖之战，越王勾践胜，夫差被杀。

至此，鲁国保住了，我完成了老师交代的任务。还行，比较圆满。

除了惨死在勾践剑下的夫差，其他各国都会感谢我，无论到哪里，都会奉我为上宾。因此，后来我常在各国之间边官边商。还行，蛮方便。

之所以这个故事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是一儒商。

儒商，尽管是2500年以后你们的叫法，但是，我的儒商是如假包换的：因为我加入孔子学院，跟随孔子之前，就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进出口商”，常在各国走动，朋友遍天下；入可孔门以后，成绩优异名列十大弟子，且是言语科的第一，两者相加，我是儒商没错。至少比范蠡有资格成为儒商鼻祖------他毕竟身处吴越，当时是蛮荒之地。

那么我当时为啥要入孔门？

一个商人，无论你家缠多少万贯，你还是一个草民，社会中最低一层；另外我也看不上礼乐崩坏的现状，而且有一个自己清晰的理想： “得素衣缟冠，使于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相亲如兄弟。”-----这几句话是后来老师与子路、颜回去郊游戎山的时候，他要我们几个言志，我侃侃地说；还有一次游景山的时候，我描述的类似“两国构难，壮士列陈，尘埃张天，赐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解两国之难。用赐者存，不用赐者亡。”

老师定义我的理想是“辨士”。这个辨士，在200年后叫做“纵横家”，比如鬼谷子的两个徒弟张仪、苏秦。

士，与民与本质的差别，是管理层了：当时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即使是按照当时儒家人有五仪的分类：庸人、士、君子、贤人和圣王，士是进入君子的必由之路。

因此我进入孔门，是想成为君子，得以成就自己的社会抱负的。

因此，我一开始甚至认为自己很多方面比孔子强的，“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三年以后，我彻底佩服老师，以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崇拜，崇拜老师，一生追随，容不得任何人对老师的不敬！

就是鲁国的国君也不行！

老师死后，鲁哀公来致哀，写了赞扬老师的诔文，例行公事一样，我当面就说：“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

老师去世前，又是生意又是外交事务，我一直很忙，甚至很少呆在鲁国；那几年，孔鲤、颜回相继走了，子路的惨死，让他及其悲伤，以至于春秋绝笔！

当我行色匆匆的回到学校是，老师拐杖蹬地，幽幽叹息道：子贡啊，汝来何其晚也。

他因叹而歌，悲喜涕下，后七日乃卒！

同学们一起，按照父礼，守灵三年。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

这六年，按说是是我四十不惑以后的黄金六年。但是我选择在老师坟前独居。我在脑海中不断回放老师的音容笑貌，尤其是对我的鞭策和教导。

老师在生前，很有意思的说道他身后事，他老人家拿我与子夏做比较：丘死之后，商也日益，赐也日损。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好说不如己者。

老师说我不如人，有很多次，有一次是说甚至说我与他老人家都不如颜回。因为颜回闻一得十，而我只闻一得二。

有一次，我问老师怎么评价我。老师来了一句：你啊，是器。我有点懵，追问之，他老人家笑道：你是琏瑚之器。

老师还批评过我喜欢评价别人的毛病，所谓好方人。而且常常善誉人之善，但是不能匿人之过，他也是笑着说：子贡你真是“贤”人，我可没那么空啊。

贤人，闲人。

我想到这些，忍不住心里的温暖。

在老师的一辈子中，我总觉得子路、我、颜回是三驾马车。老师说，自从有了子路，他耳边就听不到对他的恶言了；自从有了我，“远方之士日至”-------你们看到论语的第一章，“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一句，可以理解深意。

老师的思想需要传播到远方，远方的朋友能够带来全面的时政。

当然也是因为各类朋友多了，甚至有点“有交无类”，老人家也说我喜欢与不如自己的人交往，这对我日后的发展不利。

我好交友，后来的学弟子张，有点像我。而子夏学弟就有点拘谨，他有点道不同不相为谋，不交往不如己者。所以我一次问老师，子夏和子张在交友上，那个好一些？老师回答，子夏不及，子张过头了。我接着问，那是不是子张好一些？老师简要的四个字“过犹不及！”

哦，他们俩都一样，都没有达到“刚刚好”、“恰到好处”的境界------这种境界，后来孔子的孙子总结成为两个字“中庸”。

那么朋友如果做错了呢？老师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老师这个回答中的不可而止，在很多场合出现过：他在说孝敬父母的时候，也说过“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在事君的时候，也说过，“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这似乎也是有些适度，刚刚好的意思。

老师对我们同学的回答，往往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已。他的这种有教无类、不愤不启的习惯，有时候会让我们摸不着头脑，同学们也会有各种反应，比如颜回就会说，老师太深，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而陈子禽他们又会怀疑老师有所保留，没有把本事全教给我们。

而我，一直觉得老师能够如此自如的回复各类问题，很渊博、很神奇，也一直觉得老师的思想中有一些很核心的东西，甚至万能的东西。

与别的同学直接“问仁问君子问为政”不同，我会采用“选择题”：这就像你想知道第五步的答案，最好从第四步问起。

比如，我对贫贱的事，我先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老师回答：“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而这贫而乐，富而好礼，又恰恰是点到了我的“痛处”：因为我无法忍受贫穷，更无法理解贫而乐，就像我无法做到颜回的乐贫，也无法有子路的“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而且我还因此，被原宪学弟说了一顿：

我当时为官又有钱，但是原宪却甘于“山间隐士”，我就说“你是不是有病？”原宪说： “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

我当时羞愧无比，怏怏的走了：这次我又犯了“言过”之错。

是啊，言多必失，而且很多时候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这很重要------这也是我苦练“言语”科。

言语，能言善道，是需要有两个底蕴的，一是有文采；二是有道理。所谓道理，从我们孔门来说就是儒学的基本道理，比如其核心是智仁勇为人，孝悌治家，仁义治国等概念和逻辑。

从我的实践看，就像“酒香也要会吆喝”，如何表达与内在的道理，是一样重要的。

卫国的大夫棘子成问我：“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我的回答是：“君子这个概念被你如此理解，有点可惜了！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

什么是文？卫国大夫孔圉得了"文"的谥号，后人就尊称他为孔文子。我为此问孔子，他回答：因孔圉生前“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有句话叫做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在为老师守灵的这六年，尤其是后三年，我有些想明白，老师的思想体系在他回鲁国之前，在陈蔡之间已经“瓜熟蒂落”，而这些逻辑被嵌入了《春秋》、《易传》之中-----我们当时实际并不理解这些，反而是子夏、商瞿学弟他们有机会去研读，我和子路太忙了，颜回又死太早了。

这是一套怎样的思想体系啊，它落地的每个人的每一天生活，但是可以简易的推演到所有人的整个历史！

后世成为儒学的体系。

推阴阳之天理而明孝悌之人理，推父母夫妇兄弟之家而君臣民之国，进而推及“天下”，而天下与天地同构-----又回去了！

而这里的“推”字，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个根本的东西，以一贯之的东西，老师实际上早就点明了的。

有一次，我直接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个核心的东西，老师与冉雍说过，与小学弟曾参说过。

冉雍当时问的是什么是“仁”，老师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当时冉雍没有明白。

与曾参那次，是老师主动说了上半句：“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后半句是曾参传达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当时的同学们学弟们明白吗？

想明白老师的这个大逻辑，我悲喜交集。

喜的是，我从一个商人投身孔门，得逢如此一位“圣人”老师，能够让我用绵薄之力服侍老师，能够有朋友从远方来让他开心，能够在颠簸十四年间不困顿，能够让老师故国鲁国存活于乱世……最荣幸的是，让我能够开悟大道。

而悲的是，老师有生之年，无以建立一个“示范社会”；我们这些学生得之皮毛，又儒分八家，各得一支，更无力实现老师的宏愿；而且从我看来，这个大逻辑的实现，恐怕不是百年，是千年，数千年的事情！

对当是的从政者，老师用“斗屑之人”来概括，尽管他们占据了“诸侯、大夫、士”的阶层，那都是拼爹的结果，但是从君子小人的分类看，小人而已。

可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

老师去世时候，同学们有不少矛盾。

我让比较年长的公西华来主持老师的葬礼，自以为礼科成绩比较优秀的子夏他就有点小意见。不过公西华做的很好，他用夏、商、周三代的古礼融合来操办老师的后事，成为当时一大盛事，而且确实符合老师集大成者的身份。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矛盾是因为子夏、子游他们要立有若为新的孔子学院掌门人，而立的理由不是因为有若的学问，而是因为有若长的很像孔子！曾参决然反对这个做法。这个矛盾直接导致了孔子学院的分裂，几位成绩优秀的同学自己设立分校，除了曾参留在鲁国，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设教收徒：子夏去了晋之魏，言偃子游回到江南常熟，澹台子羽也过江到了江西。

我当时如果出面支持有若的话，估计不会这样。

不过我当时悲喜交集，没有顾及这类所谓的矛盾，而且我明白，我们的努力，都是为了传道！无论是什么方式，什么方向，把孔子的思想传递下去，是“硬道理”------无论是礼乐、是诗经、是春秋、还是易经，都内涵老师的学问，后来有若、曾参、闵损他们集结的论语，那更是直接“传道授业解惑”的课堂笔记，只要传，真心的传，穿过数千年，会有那么一天，老师的思想体系会为“天下所接受”。

老师的溘然长逝，对我子贡来说，对自己的商人身份，以及商业活动，也有一个新的梳理和认识。

老师说过富贵如浮云，也不太赞成我做生意，但是他知道“钱”的重要，老师曾感叹：“自季孙之赐我千锺，而友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微夫二子之赐，则丘之道几于废也。”

我尽管只是鲁国这弱国的外交官而已，但是到每一个国家，“国君无不与之分庭抗礼”，因为我“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按现在的说法是，豪华车队，各国诸侯我都是钱财开路，所以一路绿灯------如此广交朋友，才能有那一次惊心动魄的“存鲁、弱齐、灭吴、王越”。

老师尽管看不上我的买卖，而且觉得我因此耽误了真正的使命，但是他对我买卖的核心看的很透，所以他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这里的“亿”，是猜测的意思，但是我每猜必中，是为什么？这一点老师可能不知道，恰恰是他在周游列国时候对《易经》的痴迷，感染了我，让我有机会深刻体会一个字，就是“时”------英文是Timing------很多事情，不是它本身的价值如何，而在于它在什么时间点发生；而如果一系列事情的话，那么其时间次序的重要性甚至大于单个事情本身。

这一点，你们可以从我在公元前484年的那次影响深远的外交活动可以看出，与齐国田常、吴国夫差、越国勾践、晋定公的沟通，除了我对每个人都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逻辑，更重要的是，一环扣着一环，一旦次序错，这是就不成。

而我在各国之间倒腾货物，投机倒把，道理很简单“低进高抛”，但是什么时候是最低的，什么时候是最高的，其最讲究的是“时”。

我自己觉得我对这个“时”的体悟，恰恰是“受天命”。

当然我不是说老师的话不对，说实话，老师很少说性和命，“不闻言性与命”，而且我也觉得他自己也觉得“生不逢时”，因此有好几次蛮失望的时候，老用“天”来表达：

有一次他甚至说：予欲无言。

我在边上疑惑道：子如不言,那么我们何述焉?

他扔过来一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还有一次，他更直接说：没有人真正了解我啊！

我有疑惑：为什么说没有人了解您？

老师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自从我二十来岁跟着老师，经历了他在鲁国做中都宰，直至司寇，最后愤然离开鲁国开始十四年的“周游列国”，我能够体会到老师的很多不甘，以及时不我待的心情------要不是子路学长有两次几乎是粗鲁的阻止，老师甚至会去闹独立的小县城去当官！

我比子路聪明点，我举说了一个事，“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孔子好不犹豫的回答说：“卖了吧，当然卖了，找个好价钱卖了它！”

想到这个对话场景，我心酸的不行，老师是多么想建立一个“示范国”啊！

在卫灵公死的那一年，公元前493年，那时候我们在叶公管理下的上蔡。我觉得那个时候开始，老师的思想开始变化了。那次谈话，我记得最清楚。

冉有问我，老师还会回去卫国吗？我说，好吧，我去问问。

但是我进了老师的房间后，我问：老师，伯夷，叔齐何人也？

老师说：古之贤人也。

我接着问：他们怨乎？

老师说：求仁而得人，又何怨。

我出来告诉冉有，说：老师不回卫国了。

我在老师坟前守灵的时候，每每过电影一样回忆起这些场景，我又喜又悲。

悲的是，这样的畅快一去不复返，还有当时老师语气中的那种对“斗屑之人”的失望！

喜的是，我多么想念与老师的这种畅快的交流，不着痕迹，尽得风流，我不知道老师是怎么感受的，反正我自己觉得，我是懂老师的。而且自以为比子路、颜回懂老师-----尽管我比他们晚入孔门。

陈国过来的学生陈亢质疑过老师，他觉得老师是一路求官。他是后来的，不懂，我说，是求，又怎么啦？！更何况他是“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按年龄，我端木赐与颜回、冉有等等是孔子的第二批学生，我们大概都与老师差个三十岁上下。基本上都是老师从洛阳“问礼老子”回来以后入的学，那个时候老师在孟懿之等贵族弟子陪同下，公费考察周天子的洛邑，见了以学问著称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老子。

那时孔子学研门庭若市，我从卫国赶过去。

之后我、颜回和子路学长就一直追随老师身边，成为孔子的“三驾马车”：颜回学习委员，子路是保镖，我则是外联和后勤部长。

我说我最懂老师，是说懂老师的人，不是说掌握了老师的思想。

在我、颜回、冉雍这一批学生入学的时候，老师不单单教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也开始传授礼乐、尚书、诗经等后来称为六经的内容（尽管易经和春秋这两部书，当时未成型），其核心内容是仁智勇的君子之道，以及仁义礼乐治国的王道。这君子和王道，在当时一帮“斗屑之人”主政的诸侯割据的周朝，显得如此的格格不入。

因此，在我看来，我一直觉得老师下的一盘大棋：其时间跨度已经超越花甲，超越百年，超越千年。这个观点，越到后面我越坚定，就像颜回赞叹的一样：“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末由也已。”　

连颜回都那么说，我还说啥。

我与颜回摆在一起的时候，老师总是有些说不清楚的感觉。

论聪明，我比颜回强，但是我不够好学，只能闻一知二，而颜回可以闻一知十；论沟通，我显然比颜回强，我是老师公认的可以谈论诗经的两个人之一（另外一人是子夏），而颜回只是听而无违，不能与老师脑袋激荡；颜回受命，但是赤贫，死后差点只有棺没有椁；我只授业不受命却家累千金；颜回终身不仕，英年早逝，死在孔子前，而我常相鲁、卫，在老师坟前守孝六年！

可是老师眼里，颜回是贤人者；我是器，是瑚琏之器；按照“君子不器”的定义，我不是君子。按照当时儒家分类：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圣王。而且“守道者谓之士，乐道者谓之君子。知道者为之明，行道者谓之贤，且明且贤，此谓圣人”

老师有一次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我在边上说“夫子自道也。”按照这个说法，老师也认为自己没有达到君子的层次？

还有一次我问老师君子有没有讨厌的人，老师列出了四类，说完以后反问我，你是不是有讨厌的人？我讨厌三类，徼以为智者，恶不逊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这个讨论听着很奇怪，老师已经看出来我的“所以问”：我对自己够不上君子这事很在意，同时也比较在意自己有“好方人”，不能“匿人之过”的不好习惯------老师委婉的指出过，“子贡喜欢评论别人，换作是我，哪有这个空啊”-----因此当我知道君子也居然“可以”有讨厌的人的时候，才说出自己也有讨厌三种人，但是这三种人，与老师说的君子所讨厌的四种人不同。

想成为君子又不及，是我的心病。

老师的孔子学院经过发展，已经成为君子培训中心的意思，如果说的准确一点是“君子养成中心”，同学中很多人领悟能力，有志者，均已“智仁勇”为三条通向君子的达道，不断力行。

在后来的人生定位中，君子是我不敢企及的，但是三条达道之外，君子养成的两个表面层的习惯，我一直坚持，那就是：君子不贰过，君子文质彬彬。

即使在士的层次上，也有层次分别，有文士也有武士，我肯定算不上武士，我有一次小心的追问问过老师什么样是士？

老师回答逐级回答说了士的三个层次：第一层“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第二层次“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最末一层“言必信，行必果”，这一层接近小人“硁硁然的小人”但也算是士。

我问老师的时候自己对照自己，好让自己守住士的底线，不至于滑到“庸人”的层次。

我最后问了一句：“今之从政者何如？他们能够称得上士吗？”

老师不屑的说：“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意思是，器量那么小的人，啥都不能算！

这句话与刚才的问答有点不搭，但是对我，却是一个警告，我心里打了一个激灵：瑚琏之器，较之“斗筲”，如何？

也许是这一次谈话，让我将人生定位于“儒士”，展开说是“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儒行之士。加之我博学于文，娴熟于“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诗经》，因此，我留给予后世的是文质彬彬的儒士，而且既为儒士，也为儒商。

但是，当年在老师的坟前守灵的我，想到这些士、君子、贤人的称谓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些许的纠结的。

因为我子贡对什么是仁、什么是为政，尤其对“仁”这个概念本身，我实际上是疑惑的。

比如我质疑过管仲是不是仁？因为我觉得他原先是公子纠的心腹，后来桓公杀公子纠，他没有跟着主子去死，反过来做了桓公的宰相。

老师却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那也就是说使民富裕很重要？

于是我接着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

老师说：“如果真是这样，何至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但是当我有一次问政，却把我搞糊涂了。

我问政，老师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我问：“三者中，逼不得已去掉一个呢？”

老师说：“去兵。”

 我追问：“必不得已而去，再去一个呢？”

老师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这次对话，我对这个治国之道，我就没有太理解，民以食为天啊，不是吗？饿死事小，失信事大？失礼又如何？管仲的事又如何解释？

也许颜回也有疑惑，所以他才会赞叹老师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但是比较而言，我是懂老师的。懂得老师的人！

那些质疑老师的人，我实在觉得很愚蠢，尤其是像卫公孙朝的人，居然以夸我比老师厉害的方式来“毁老师”，真的不自量力。

我撂下狠话：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我的老师孔子，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这个时候，我会理解老师为什么会说“予欲无言”，为什么会说“斗屑之人、何足道哉！”

老师走后，其他的同学，很多去设教收徒，我没有，我在高层维护孔子声誉，不容任何人诋毁他，贬低他，曲解他！

我可以大声说：你们可以不懂他，但是不许怀疑他。

尤其是后来称之为儒商的人们，我作为你们的鼻祖说：好好读论语，半部论语治天下，此言不虚！不要觉得言必行信必果，就牛叉，那只是第三等的“士”！你们要立志做君子，做文质彬彬的儒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