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跃

九二年夏，乡教委召开全体教师紧急会议。会议的中心问题，是超生教师必须在定期内交足罚款。国办教师超生一胎处罚1500元，民办教师超生一胎处罚600元，超生两胎处罚1500元。

儿子是1987年出生，女儿是1989年出生，按农村计划生育政策，我们根本不超生，但就因为从事的职业，我们被另当别论。何况我已经受到了惩罚，1990年因为多出生了一个孩子而在转公政审中未能通过。这个打击足足折磨了我一年。这一次，我下定决心坚决不接受罚款，宁可被开除！

与我形同情况的民办教师还有许多位，我们没有联系，也没有形成同盟，但是，同样的感觉，让我们迈出了相同的步伐。

凭心而论，孩子这是无价之宝，接受处罚也是应该的，但是那时候真的拿不出钱来。我的一个同事，因为孩子要吃奶粉，平时吃盐都要节俭。我们勒紧裤腰带依然坚守教育岗位，一是爱这份职业，二是有点个人英雄主义。

已经又三四个月没发工资了，一年工资的累计才七百元，一下子要掏600元，被罚教师吃不消，上级领导也为我们上愁。

眼看着截止日期一天天迫近，校长又找我们谈话。谈话既轻柔又关怀。说学校可以替我们担负一半，另外的自己去想办法。我们都十分感谢校长，但是……

意味深长的但是校长比我们都明白，他说这次罚款是最后定性，以后无论转正还是考师范都不再受影响。

实际，无论校长还是乡教委的领导都清楚我们这一批民办教师是教师队伍的中流砥柱，如果我们真的因为这个问题辞职，教育将陷于瘫痪。

就在只剩下一天期限的时候，校长从乡教委回来把我们又聚在了一起，说让我们每人打一个欠条，四百元学校垫付，两外两百元陆续从工资里扣。

多宽容，再蹬鼻子上脸就是不识抬举！

我们打了欠条，继续用白色的粉笔书写清白的人生。

这是我离辞职教育最近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