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水思源念恩师

          -----缅怀储元熹先生

    文/彭远

2012年12月6日，中国翻译协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纪念中国翻译协会成立30周年大会，会上授予四位著名翻译家“翻译文化终身贡献奖”的同时，还表彰一批“资深翻译家”，本人有幸忝列其中。获此荣誉称号，既兴奋又惶恐。不禁思念起我的启蒙老师储元熹先生。是他把我领进翻译的殿堂，他的谆谆教诲让我终生受益，师恩难忘。

      五十年前，在第一堂翻译课上，第一次见到储先生。他五十开外，高高的身材，瘦削的脸庞，戴着一副深色镜框的眼镜，操着江南口音的普通话。这是他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在学生的眼里，翻译课无疑是“重头戏”，教翻译课的老师无疑是“重量级”人物了。果然，慢慢了解到，储先生早年留学日本，不少日本文学名著中译本出自他之手；他还有个赫赫有名的叔叔，足见家学渊源不凡。

      记得储先生在讲翻译的定义之前，先讲的是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从事翻译的人应具有的品质。他尤其强调，搞翻译必须是正派人，是有责任感的人；译者不可以投机取巧，要对作者、作品、受众做到“三负责”。听起来，像似打预防针一样。他告诫我们，翻译是一项苦字当头的行当，非得下苦功夫才行；还极其形象地把翻译比作桑蚕吐丝，给人以想象的空间。

      那是个艰苦的岁月，讲义印在灰兮兮的粗纸上，不过有了储先生字斟句酌的课件，那讲义也不觉得面目可憎了。我更欣赏先生的论点。对我影响至深的是关于翻译的定义，他简洁明确地概括：翻译就是两种语言的比较。这要比“置换”、 “移植”、“再现”等概念都妥帖得多。他把翻译的要求诠释为“锱铢必较”，即译文与原作在意义、风格上要“斤两相称”。从此，“锱铢必较”这个词语深深刻在我脑海里；以致多年以后，我给学生上翻译课时，也援用这个成语。

       储先生讲解翻译技巧，都是引用他自己的译例个案进行析剖；他的译文十分顺畅、用词惜墨如金、分寸把握恰到好处，令人钦羡。他常告诫大家，若要翻译得好，先要跳进去（理解原文），再跳出来（中文表达）。两种语言都得“过关”。要多看书、多积累。他介绍自己看得比较多的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该书是白话文的起点，从中受益不小。他说过，《聊》是不少中国近代作家的必读书。受老师的启发，我也断断续续读了这部名著，惭愧的是远未读透，有违师教。

储先生在课堂上绝对是严师，轻易不给红圈〇（好词、佳句）；如果哪个同学的翻译练习上有储先生批的红圈，大家都争相传看。在生活中，储先生非常随和，一点没有大教授的架子。他喜欢抚着学生的肩膀跟学生谈话，活脱脱一个“邻家大叔”。记得去过储先生家，书橱里、茶几上都是书。印象最深的是，我翻看到他译的《宫本百合子选集》中的一本，书页中夹着一些纸条，有的直接写在书上。原来是储先生表露的不同意见。有一页空白处，批有 “頓珍漢！”（日文汉字，意即“外行”） 三个字格外醒目。先生给我解释说，是编辑不解其意、随性胡改，歪曲了原意。呕心沥血的译作出现不该有的瑕疵，岂能不愤愤然？当时我的潜意识：决不可做“頓珍漢”。大半辈子跟外语打交道的我，也干了大半辈子编辑，虽不敢自夸内行，但也时时自警不说外行话。这跟储先生的启示不无关系。

我这几十年的翻译实践，涉及经贸、外事、文化等领域的笔译、口译（包括国际研讨会同声传译），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是与当年储元熹先生的启蒙教导分不开的。由于自己主观努力不够，许多方面尚未完全达到老师的期许。每念至此，我多么想再回到课堂上听他讲课啊！

（记于2012-12-12）

按：储元熹（1909-2008）江苏宜兴人，我国日语界知名翻译家，代表译著有《河上肇自传》、《宫本百合子选集》、《细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