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居蜀去蜀






    杜甫长江三峡诗源于何时何地？我们认为，这与杜甫《去蜀》一诗有关。

    唐永泰元年（公元７６５年）五月，诗人杜甫携带家小，离开成都草堂，沿岷江南下，经嘉州（今四川乐山县）、戎州（今四川宜宾市）进入长江。然后沿长江东流出峡。从离开成都沿岷江南下到长江，在这一时间段和流域段内，诗人写的诗应该算作杜甫长江三峡诗的序曲。而《去蜀》则是杜甫长江三峡诗序曲的源头。


    这首诗的意思是：杜甫流寓西蜀，客居成都，前后有近五年时间。在蜀期间，又有一年多时间流寓梓州。奈何关山险阻，转向潇湘之游？人生万事已到了白发变成黄发，残下的人生只好随着江上的沙鸥飘荡。国家的安危大事，自有朝廷大臣在处理，不必由我为担忧国事而泪水长流！

    杜甫从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７５９年）入蜀，至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７６５年）五月“去蜀”，历时约五年半，其中流寓成都前后两次将近四年，偶尔曾出游新津、青城等地；有一年零八个月曾流寓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其间先后到过绵州（今四川绵阳）、射洪、通泉、涪州、盐亭、汉州（今四川广汉）、阆州（今四川阆中等地）。诗中“五载”、“一年”，均取整数。



    杜甫为什么要离开成都呢？

    我们认为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老病难熬。

    杜甫晚年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长安十年（35岁——44岁）是他身衰渐呈时期。在他乱离忧患时期（45岁——48岁）是他健康遭到摧残，身衰加剧的时期。在他抵达成都后，相对来说，生活较为安定，是他稍安养病时期（49岁——53岁）。不过这样安定的生活并不久长。他的病情不减反增，“巴蜀来多病”（《一室》），有糖尿病肺病，虐疾病，疮痍病，等等。他自己叹息是：“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百忧集行》）在《去蜀》诗中他写到：“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这是他的自画像，他已经老了，头发已经由白头发转变成黄头发，对于国事家事，他已无可奈何，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老病难熬的日子，无法过下去。怎么办呢？只好“去蜀”，象离群的一只沙鸥，取一叶孤舟，瓢泊出川，转作潇湘瓢游。

    其二，生活难系。

    安史之乱中，安史之乱后，杜甫一直过着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逃难生活。流寓成都，他依靠亲戚朋友的支持、资助，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初到成都时，他寄居在西门外一个古寺庙里，靠故人救济过活。接着，他就在故人资助下营造草堂。这故人是谁呢？有人说可能是当时的成督尹、剑南川西节度使裴冕。杜甫称他为“厚禄故人”。裴冕还朝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断绝了。杜甫的生活又进入到“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的境地。为了营造草堂，他还向在成都的亲戚和友人求助。其中有表弟王石五司马送钱，还向萧实觅桃树秧，向韦续觅绵竹。在亲友资助下，他的草堂建成了。这有他的《堂成》、《客至》、《有客》等诗为证。杜甫到成都后，还结交了一些新朋友。比如徐九少尹和魏侍御。他对这些故人和新友，是有邀必赴，有赠必受。不过这样的依求生活不能长久地维系下去。他在成都最大的两个靠山高适和严武，在杜甫生活最困难的时侯，都离他早去。高适是杜甫在诗坛上的好友，在生活上的依靠。杜甫和高适早年在汶上相识，其后在宋中相聚，晚年又相逢于蜀中，交往甚密。他们之间互有诗歌唱和。杜甫居蜀，颇为落魄。《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中有“何时救急难”的呼吁，《奉简高三十五使君》中有“交情老更亲”之说，《追酬故离蜀人日见寄》诗序中称高适为“忘形故人”。据《钱注杜诗》年谱记载：唐永泰元年（公元785年）正月散骑常侍高适卒。高适去世了，给杜甫带来了无限的悲痛和哀伤。这就触动了他去蜀之心。杜甫与严武是世交。杜甫比严武长十四岁，与其父严挺之相友善，所以新旧《唐书》都说“武以世旧，待甫甚厚”。杜甫与严武还是政坛上的好友。在安史乱中，严武在肃宗朝中任给事中，与任左拾遗的杜甫同朝为官。房琯因谗被贬，他们二人都因与房琯关系较深同时被贬。杜甫贬官后，仕途一直失意。而严武却很快恢复了宦海航程，由巴州刺史升为东川节度使，又入朝为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现在又以御使大夫出任成都尹，剑南节度使。安史之乱后，杜甫流寓成都，与老朋友严武相逢。严武曾四次劝杜甫出来做官。第一次是上元二年（公元７６１年）底，杜甫无心仕进；第二次是宝应元年（公元７６２年），杜甫仍谢绝了；第三次是广德元年（公元７６３年）严武荐杜甫为京兆功曹参军，杜甫竟不赴任；第四次是广德二年（公元７６４年）六月，经严武“累奏”这次推荐他为节度使署中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盛情难却，他就只好出来做官。在生活上严武给了杜甫很大的关怀和帮助。严武曾多次出访草堂，有时还自携酒食到草堂，竹里行厨，花间立马，与杜甫欢聚。在文学上，他们还是诗友。严武是文武全才，所作诗英气勃勃。杜甫入蜀前就曾赞美严诗说：“新诗句句好，应任老夫传。”唐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严武去世了，杜甫的一个惟一尚可“仰仗”的挚友离开了人世，这使他的生活完全失掉依靠。于是，唐永泰元年（公元年）五月，在“武卒”“无所依”的情况下，杜甫便携带家小离开成都草堂，乘舟沿岷江南下，。。。。。。然后沿长江东下出川。

    其三，时乱难留。

    杜甫是避乱逃难到蜀地。本来蜀地不象北方中原那样战乱连年。但是蜀地也不是太平无事。在蜀地，既有吐蕃统治者的连年骚扰，又有地方军阀的相继叛乱据《通鉴纪事本末。吐蕃入寇》载：“吐蕃陷松、维、保三州，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救，于是剑南西川诸州，亦入于土蕃矣。”杜甫写了《警急》、《王命》、《征夫》、《西山三首》纪其事。在这些诗中，诗人斥责吐蕃统治者背信弃义，揭露了吐蕃统治者的种种罪行，渴望尽快战胜吐蕃。地方军阀的叛乱更是此起彼伏，纷乱不已。比如：徐知道原是少尹兼侍御史。严武刚刚离开成都，他就自称成都尹派兵北断剑阁，阻止朝廷派兵入川平叛。后被部将李忠厚所杀。李忠厚在成都烧杀掳掠。杜甫在《草堂》一诗中有详尽叙述。又比如：梓州刺使兼东川节度副使段子璋叛乱，攻陷遂州，虢王李巨被杀。绵州马将军率兵平叛，为段子璋所败，战死于遂州。段子璋攻陷绵州后，绵州的东川节度使李奂弃城逃成都。段子璋自称梁王。成都尹、剑南节度使崔光远率西川牙将花惊定和蜀州刺使高适攻克绵州，斩段子璋。花惊定平叛胜利，回到成都，不可一世，俨然以土皇帝自居。杜甫在《去秋行》、《戏作花卿歌》等诗中有所揭露。这伙以杀戮为乐的地方军阀，他们骄奢淫逸，无恶不作。诗人杜甫，不能在成都生活下去，只好跟着一些从成都出逃的人，再次去过流亡者的生活：“凉风动万里，老逐众人行。......始欲投三峡，何由见两京？”（《悲秋》）。在时乱不能留的环境下，杜甫做出了“去蜀”“投三峡”的决定。



    杜甫“去蜀”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呢？

    我们说，杜从入蜀那天起就想出蜀。几年来他在诗中时有流露。严武于上元二年（公元７６１年）十二月来蜀任成都尹，杜甫留居成都。宝应元年（公元７６２年）严武被诏还朝，杜甫为严武送行离开成都，在绵州、梓州等地滞留漂泊一年多时间。他在送严武入京时就说：“此身哪老蜀，不死会归秦。”（《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徐知道叛乱，诗人赴梓州途中，就有东出三峡之意：“始欲投三峡，何由见两京？”（《悲秋》）但是他没有及时出三峡，原因之一是没有足够的旅资：“东征下月峡，挂席穷海岛。万里须十金，妻孥未相保。”（《奉赠射洪李四丈明甫》），原因之二是因为吴楚也不太平。杜甫这时决心出蜀，除对故乡的强烈思念外，重要的是他在四川已经无法住下去了。现在的四川既有吐蕃统治者的连年骚扰，又有地方军阀的相继叛乱。到了广德二年春，诗人得到了京城收复的消息，北方的战乱已经平定，他就可以东出三峡，北归故乡了。杜甫已经作好了出蜀的各种准备，东下的船也找到了。但是严武再次入蜀，就改变了诗人的行程，“不成向南国，复作游西川。”（《自阆领妻子却赴蜀山行》），由携家出三峡，变成了携家返西川。这说明诗人去留成都的关键在严武。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之点。严武再次镇蜀给了杜甫留蜀的信心和力量。广德二年（公元７６４年）三月杜甫回到成都，六月，经严武推荐，杜甫被任命为节度使署中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杜甫进入严武幕府后，除为严武出谋划策外，还协助严武加强军事训练。杜甫在严武幕府中，生活十份融洽。他们一同分韵赋诗，一起泛舟，一起观山游水。杜甫一方面感谢严武对他的扶助，表示要更好地佐助严武。另一方面他又似乎有一种隐忧，入府不到一月就想退出幕府。其主要原因是他本来就不愿入府，入府是为感谢严武的知遇之恩；二是与同僚意见不合矛盾很深。由于杜甫多次恳求严武放他回草堂，严武只好同意，于永泰元年正月解除了他的幕府职务。这就最后结束他一生的僚吏生活。同年四月严武突然病逝于成都。对严武之死，而且是早卒，才四十岁，杜甫无疑是很悲痛的。在“武卒”“无所依”的情况下，五月杜甫就携带家小离开成都。



    杜甫“去蜀”走的是哪一条路线呢？

    杜甫是从秦川关塞山路入蜀的。入蜀是安史之乱、仕途失意造成的。自天宝十四年（公元７５５年）安史之乱开始至乾元二年（公元７５９年）十二月杜甫赴蜀，中原大乱已四年有余。当时四川比较安定，又有一批亲友可投靠，杜甫就决心赴蜀。他在《木皮岭》诗中说：“冬季携童稚，辛苦赴蜀门”。入蜀是在冬季最后一个月，即十二月，当时是全家逃难，并有弟弟杜占同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当时入蜀是很辛苦的。这一带地形险要，，一面是陡峭的绝壁，一面是奔腾的江流。特别是他写的《剑门》一诗，写出了“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的雄奇险峻。杜甫入蜀，主要代步工具是一匹疲惫不堪的瘦马。杜甫流寓四川，一直无法摆脱思念故都和思念故乡之情。现在决心去蜀，他十分想念故都和故乡。所以从入蜀的路线返回，是诗人的首先选择。“如何关塞阻”，说明他首先想到的入蜀的关塞之路。摆在面前的现实是一个“阻”字：这有自然的险阻的意思；又有社会的兵荒马乱的骚乱之阻的意思。这就阻止了北去的归路。当初入蜀的时候，诗人才４８岁，年近半百，现在呢，“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他的头发已由白变黄，人已５４岁，大大超过了半百，已属“残生”之年。他如果北走入蜀陆路，就更加艰难了。

    诗人作出了第二种选择：“转作潇湘游”。“转作”是一个关键的选择。这是由诗人当时所处的恶劣客观环境和诗人老病难耐的主观情况决定的。“潇湘游”，这就是乘船走水路。由岷江南下入长江出三峡。这是他早已确定好了的路线。广德元年（公元７３６年）正月史朝义兵败自杀，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平定了。杜甫得到这一消息欣喜若狂，写下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生平第一快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就是走长江三峡水道。这是一条“去蜀”的最佳道路选择。

    综上所述，杜甫的《去蜀》诗是诗人流寓成都的历史总结，它结束了杜甫在成都的定居生活，同时，它开启了诗人在长江三峡的漂泊生活，它拉开了杜甫长江三峡诗歌创作的序幕。所以说，杜甫长江三峡诗的源头应与“去蜀”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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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纪仁，三峡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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