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陕西








    唐肃宗至德元载(756)，杜甫自鄜州(今陕西富县)赴灵武，中途为胡兵所扶，被解送长安困居。二载(757)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二月，肃宗自彭原(今甘肃宁县)迁凤翔(在今陕西)。四月，杜甫逃出长安，奔赴凤翔，到达后，在五月十六日受任左拾遗。就在此月，上疏论房琯不当罢相，触怒肃宗，几陷不测，得宰相张镐解救，乃免。杜甫出于为国而奋不顾身，仍想积极履行谏诤职责，肃宗对此并不乐意，在八月底下“墨制”(皇帝用黑笔亲书的诏令)准他鄜州探家。闰八月初一日，杜甫自凤翔出发赴鄜州，到达后写了这首《北征》。鄜周在凤翔东北， “北征”即北行之意。

    《北征》可分为四大段。第一段，自起句至“忧虞何时毕”，写作者奉诏探家，将要离开朝廷的复杂心情；第二段，自“靡靡逾阡陌”至“又归尽华发”，写跋涉旅途的所见所感；第三段，自“经年至茅屋”至“生理焉得说”，写到家后和妻儿团聚的情况；第四段，自“至尊尚蒙尘”至结束，写对时局的感想和对国家中兴的期望。通过这些内容，反映“安史之乱”带给人民(特别是关中军民)的创伤，表现了诗人对政治形势和国家命运的关切，是继《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后的又一篇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全诗一百四十句，七百字，是杜甫最长的一篇五言古诗。作为一篇伟大作品，《北征》有其独具而不易企及，并且成为统一整体、不可分割的特色。现分四点略作说明：

    (一)宏大与精微的统一。《北征》不但整篇内容丰富，规模宏伟，而且篇中的议论，都很正大。例如第四段的议论：其一，指出回纥兵虽作战勇敢，但唐朝不宜过分依赖他们，说“此辈少为贵”，后来的事实证明，依赖回纥兵以收京，又造成很大的祸患。其二，希望乘着“祸转亡朝岁”的有利时机，依靠官军力量“蓄锐”、“深入”，做到“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向山东、山西、河北进军，直捣叛军的巢穴，使他们失去根据地，进退不利，便于肃清他们，这和李泌的正确的战略决策是一致的。其三，批评唐肃宗眼光短浅，一意孤行，不能接受臣下建议，使得言路不开，“时议气欲夺”。其四，诗人在别的诗篇中，对杨贵妃的悲惨下场，表现很深的同情；在本篇中，对“马嵬事变”中陈玄礼要求诛除杨国忠、杨贵妃等杨氏家族主要人物，以安军心、平民愤，则认为是正确的，对唐玄宗割私爱以避免国家陷入更大危机，认为也是应该的。其五，有感于唐太宗的开基创业，不可多得，希望后来的皇帝，能继承先德，不败祖业，强调“煌煌太宗业，树立基宏达”。这些都是诗篇思想内容的“宏大”表现。但诗篇不止规模、议论宏大，而且在叙事方面，有极精微的描写。两者结合起来，则思想与形象并到，政治与艺术兼优，绝非一般作品可以比拟。描写的精微，可在下面谈诗篇“生动”性的地方看出，因为“精微”即见于细节描写的生动。   

    (二)严肃与生动的统一。《北征》四段大处立论，语极严肃。第一段开头四句：“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直写出发的年月日，下文又自称“臣甫”，有人评为像上表章或记载史事的庄重语气；但第四句插入“苍茫”二字，便如金圣叹所评的，对他家人的“为在为亡，无数狐疑，一并写出”，生动地表现了匆促、迷茫的心理状态。第二段对旅途的景物描写，“靡靡逾阡陌，人烟渺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周甸评为“有可伤者”；“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周评为“有可畏者”，“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周评为“有可喜者”；“鸱鸮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周评为“有可痛者”。这些都显得很生动。“或红如丹砂”数句，申涵光评为“混然元化”，意即是妙造自然的“化工”之笔，中间有“我行巳水滨，我仆犹木末”二句，写山路由高入低，仆人可能因为挑担关系落在后面，诗人因归家心急走在前面，从低处水边回头一望，仆人的影子出没于山上林间，犹如在“木末”一样，申涵光评为“俨如图画”，实际上情与景都是惟妙惟肖地毕传了。此外，如第三段写诗人到家后，孩子和他亲热得问事竟挽须，谁能即嗔喝?”两小女的衣服由旧绣裁缀而成，图案颠倒可笑，“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风，颠倒在裋褐。”她们模仿母亲的梳妆是，“移时施朱铅，狼籍画眉阔。”把儿童的褴褛状态、天真心情都写得逼真活现，极其生动。严肃与生动的统一，是杜诗意境的深厚性和鲜明性的统一。

    （三)激烈与抑遏的统一。诗人写诗时，对国家大事、人民遭遇是十分关心而又十分痛心的，加上对自身家庭困苦的深切感受，他的感情是非常激动，非常强烈的。这种感情，有时直截地、昂扬地倾吐，有时又用婉转的语气表达。例如他要离开朝廷，既直陈国家人民处在紧急情况中，敌人尚未消灭，自己忧愤难平，不应该离开：“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东胡反未已，臣市愤所切。”“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又婉转地说他是蒙皇恩优许，不得不行，只能倍感不安而已：“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既直陈对皇帝是不放心的： “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道失。”又要婉转声明本来不用自己过分担忧：“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写到家后感到儿女的天真可爱，是“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  “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心情非常激动，语气又不断起伏转折。接着另起一段，拨开家庭问题，转向关心国事：“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写忧，“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氛豁。”写喜，都是直抒激动感情。下文大段写对借回纥兵的前途的考虑，则是忧喜参半，心情也不平静，但有的话直接写，有的话婉转写。第四段评沦玄宗、肃宗的作为，有褒有贬，评论唐朝基业与中兴问题，有感慨，有期望，都写得既激昂慷慨，而又含蓄婉转，极曲折，抑遏之致。这种激烈与抑遏相结合的笔法，大大加强了诗篇的起伏顿挫的力量。

    (四)整齐与错综的统一。《北征》的内容，无论像我们分为四人段；或像浦起龙《读杜心解》分为五大段(第四段分为两段)，像仇兆鳌《杜诗洋注》分为八大段（第一段分为两殴，第四段分为四段)，都是层次分明的。《杜诗详注》在所分各段中再分层剖析，如对写旅程一段再剖析说：“大约‘菊垂’ 以下，皆邠土风物，此属隹景，‘坡陀’以下，乃鄜州风物，此属惨景，”对写归家一段再剖析说：“‘裋褐’以上，乍见而悲，极夫妻儿女之至情；‘老夫’以下，悲过而喜，尽室家曲折之状，‘在贼’四句，缴上起下，所忧在君国矣。”层次的分明更可细味。这是整齐的表现。但诗篇在整齐中，又是挥洒自由，错综有致。例如起段抒情，末段议论，篇幅较短，中间两段叙事，合起来篇幅较长。叙事中，路上所见重要的历史，战争遗迹，写得比较概括，琐细的景物，反而写得比较详细。在写景中，插入这样四句：“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表示山上野果，在雨露的普遍沾濡之下，是甘是苦，都能各遂生机，结出不同的果实；而人生遭遇不同，沾受“雨露”的机会不均，有的人便不免有“身世拙”之叹，发为对自然现象与社会生活的比较的哲理性的议论，把思想感情从当前的接触引向更广大的范围去生发。第三段写到家时的悲喜交集，妻子的生活变化，自己的卧病，都较简单，而对小儿女的衣服、画眉，则写得详细。这都是错综的表现。李长祥评：“杜诗每有起得极厚，而无头重之赚；收得极详，而无尾大之迹；《北征》中间历言室家情绪，乃本题正意，故不见腹胀之病。”钟惺评：“读少陵《奉先咏怀》、《北征》等篇，知五古长篇不易作，当于潦倒淋漓、忽正忽反、若整若乱、时断时续处得其篇法之妙。”谭元春评：“其篇法之妙，若有照应，若无照应，若有穿插，若无穿插，不可捉摸。”金圣叹评：“通篇要看他忽然转笔作突兀之句惊绝人。”都是着重揭示其错综之致的。全诗的层次、辞句，都是随着思想感情发展的需要而自然安排的，既做到起迄、转接分明，又能错错落落，变化无方，所以部伍端整而气势纵横开阖。

    《北征》在内容方面，有深广的现实意义，强烈的爱国精神，思想性是很高的。在写作方面，叙事、议论、抒情自然地结合，把宏大与精微，严肃与生动、激烈与抑遏、整齐与错综这些带有矛盾对立的艺术特点统一起来，相反相成，艺术性也很高。总之，《北征》以其思想的深度，感情的强度，语言的曲折盘郁的旋律，形成了独具的精深博大，沉郁顿挫的风格，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一座雄视千古的巍峨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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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长篇叙事诗是杜甫在唐肃宗至德二载（757）闰八月写的，共一百四十句。它象是用诗歌体裁写的陈情表，是这位在职的左拾遗向肃宗皇帝汇报自己探亲路上及到家以后的见闻感想。它结构自然而精当，笔调朴实而深沉，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思，怀抱中兴国家的希望，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

　　全诗五大段，按照“北征”即从朝廷所在的凤翔到杜甫家小所在的鄜州的历程，依次叙述了蒙恩放归探亲、辞别朝廷登程时的忧虑情怀；归途所见景象和引起的感慨；到家后与妻子儿女团聚的悲喜交集情景；在家中关切国家形势和提出如何借用回纥兵力的建议；最后回顾了朝廷在安禄山叛乱后的可喜变化和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信心、对肃宗中兴的期望。它象上表奏章一样，写明年月日，谨称“臣甫”，恪守臣节，忠悃陈情，先说离职的的不安，次叙征途的观感，再述家室的情形，更论国策的得失，而归结到歌功颂德。这一结构合乎礼数，尽其谏职，顺理成章，而见美刺。不难看到，诗人采用这样的陈情表的构思，显然出于他“奉儒守官”的思想修养和“别裁伪体”的创作要求，更凝聚着他与国家、人民休戚与共的深厚感情。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痛心山河破碎，深忧民生涂炭。这是全诗反复咏叹的主题思想，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主要特征。诗人深深懂得，当他在苍茫暮色中踏上归途时，国家正处危难，朝野都无闲暇，一个忠诚的谏官是不该离职的，与他本心也是相违的。因而他忧虞不安，留恋恍惚。正由于满怀忧国忧民，他沿途穿过田野，翻越山冈，夜经战场，看见的是战争创伤和苦难现实，想到的是人生甘苦和身世浮沉，忧虑的是将帅失策和人民遭难。总之，满目疮痍，触处忧虞，遥望前途，征程艰难，他深切希望皇帝和朝廷了解这一切，汲取这教训。因此，回到家里，他虽然获得家室团聚的欢乐，却更体会到一个封建士大夫在战乱年代的辛酸苦涩，不能忘怀被叛军拘留长安的日子，而心里仍关切国家大事，考虑政策得失，急于为君拾遗。可见贯串全诗的主题思想便是忧虑国家前途、人民生活，而体现出来的诗人形象主要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

　　“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遥想桃源中人避乱世外，深叹自己身世遭遇艰难。这是全诗伴随着忧国忧民主题思想而交织起伏的个人感慨，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重要特征。肃宗皇帝放他回家探亲，其实是厌弃他，冷落他。这是诗人心中有数的，但他无奈，有所怨望，而只能感慨。他痛心而苦涩地叙述、议论、描写这次皇恩放回的格外优遇：在国家危难、人民伤亡的时刻，他竟能有闲专程探亲，有兴观赏秋色，有幸全家团聚。这一切都违反他爱国的志节和爱民的情操，使他哭笑不得，尴尬难堪。因而在看到山间丛生的野果时，他不禁感慨天赐雨露相同，而果实苦甜各别；人生于世一样，而安危遭遇迥异；自己却偏要选择艰难道路，自甘其苦。所以回到家中，看到妻子儿女穷困的生活，饥瘦的身容，体会到老妻爱子对自己的体贴，天真幼女在父前的娇痴，回想到自己舍家赴难以来的种种遭遇，不由把一腔辛酸化为生聚的欣慰。这里，诗人的另一种处境和性格，一个艰难度日、爱怜家小的平民当家人的形象，便生动地显现出来。

　　“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坚信大唐国家的基础坚实，期望唐肃宗能够中兴。这是贯串全诗的思想信念和衷心愿望，也是诗人的政治立场和出发点。因此他虽然正视国家战乱、人民伤亡的苦难现实，虽然受到厌弃冷落的待遇，虽然一家老小过着饥寒的生活，但是他并不因此而灰心失望，更不逃避现实，而是坚持大义，顾全大局。他受到形势好转的鼓舞，积极考虑决策的得失，并且语重心长地回顾了事变以后的历史发展，强调指出事变使奸佞荡析，热情赞美忠臣除奸的功绩，表达了人民爱国的意愿，歌颂了唐太宗奠定的国家基业，从而表明了对唐肃宗中兴国家的殷切期望。显然，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诗人的社会理想不过是恢复唐太宗的业绩，对唐明皇有所美化，对唐肃宗有所不言，然而应当承认，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操是达到时代的高度，站在时代的前列的。

　　综上可见，这首长篇叙事诗，实则是政治抒情诗，是一位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履职的陈情，是一位艰难度日、爱怜家小的平民当家人忧生的感慨，是一位坚持大义、顾全大局的爱国志士仁人述怀的长歌。从艺术上说，它既要通过叙事来抒情达志，又要明确表达思想倾向，因而主要用赋的方法来写，是自然而恰当的。它也确象一篇陈情表，慷慨陈辞，长歌浩叹，然而谨严写实，指点有据。从开头到结尾，对所见所闻，一一道来，指事议论，即景抒情，充分发挥了赋的长处，具体表达了陈情表的内容。但是为了更形象地表达思想感情，也由于有的思想感情不宜直接道破，诗中又灵活地运用了各种比兴方法，既使叙事具有形象，意味深长，不致枯燥；又使语言精炼，结构紧密，避免行文拖沓。例如诗人登上山冈，描写了战士饮马的泉眼，鄜州郊野山水地形势态，以及那突如其来的“猛虎”、“苍崖”，显然含有感慨和寄托，读者自可意会。又如诗人用观察天象方式概括当时平叛形势，实际上也是一种比兴。天色好转，妖气消散，豁然开朗，显然是指叛军在失败；而阴风飘来则暗示了诗人对回纥军的态度。诸如此类，倘使都用直陈，势必繁复而无诗味，便当真成了章表。因而诗人采用以赋为主、有比有兴的方法，恰可适应表现本诗所包括的宏大的历史内容，也显示出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高度才能和浑熟技巧，足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地用诗歌体裁来写出这样一篇“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陈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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