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推出一本《我们这个时代的怕和爱》，收录了凤凰网文化频道《年代访》等栏目对陈丹青等20位知名文化人的访谈实录。20位名家、大家，在访谈中坦诚地表达了他们对文化、文学、社会现象等等的观点和想法，新颖独到令人耳目一新。

        在第一部分“这个世界还好吗”中，四位大家从中国人做事的态度、我们为什么活着、国家和个人的关系、现代人应该懂得自己的文化根脉四个方面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其中中国当代画家、作家、文艺评论家、美术教育家陈丹青认为，中国人太能干了反而该少做点事情。“我想少做点事情，中国人太能干了，要想好了再做。”对于中国近年来突飞猛进的发展，他觉得“太快了，这也难怪，因为落后，落后着急，这一路过来一百年，都是着急，一个很现代的工业国家，一个强国，按照他们的说法差不多打造成功了，但还是应该慢慢来。”在陈丹青看来，中国人做事还是应该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不能急功近利。这种善意的批评还是很犀利的。而台湾大学哲学教授傅佩荣则认为，人活着其实应该有一种信仰，应该追求人生的意义。“人活在世界上，到最后重复而乏味，就要问自己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人除了身和心之外，一定还有一个‘灵’的层次，这个层次就是对生命的明确方向，这个方向必须能够让你面对死亡时还有勇气去跨越。”要做到这一点，傅教授建议回到儒家的传统，“建立内在对自己的信念，目标是止于治善……所以人的一生都要问，我自己能够做到真诚吗？别人对我的要求能够沟通吗？社会规范能够遵守吗？三点做到，叫做‘君子坦荡荡’，快乐由内而发。”用王阳明的话来说：“此心光明，夫复何憾。”活到怎样才值得？死时坦然。

       作家麦加被认为是主旋律作家，因为他笔下的人物基本上为自己的国家忠心耿耿，为国家做出牺牲也是心甘情愿。在麦加看来，国家是个人命运的一部分，你无法选择。他说：“我对笔下的人物充满同情，我觉得国家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你是无法选择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国家，流浪汉也有自己的国家。人家说每一片雪花都有自己的国家，冬天都有它的国家，一个人有国家，这个是无法选择的。一个人为国家效力，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无法选择的。”和麦加有同类观点的还有舞蹈家杨丽萍，她认为现代人不能数典忘祖，文艺创作离不开生活，要时刻谨记什么是我们的民族，什么是我们的文化，什么是我们生命的状态，什么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跟自然贴近，我们尊重自然，感受自然，才能创作出接地气的作品。她说:“特别是我们的舞蹈，都是从土地搬过来的，只不过这个台上没有土，但是大家踏步的时候你感觉到你踏在土上，就像我每次跳孔雀舞一样，都觉得我在一片森林里面，有霞光万丈，然后我的羽翼这么美好，这就是艺术。”

       在第二部分“黄金时代的黑洞”这一节里，作家郑世平（笔名野夫）直言，伟大的作家无法不书写黑暗。“我理解的文学使命是这个，但是也有很多作家认为文学就是语言技巧的一种炫耀，周围很多诗人是不关注社会不公的，是不关注社会黑暗的，只在那做语言的技巧游戏，他可以把语言玩到极精致，意向啊、比喻啊各种手法，达到和世界诗歌可以比肩的程度，但是在他们的诗歌中看不到他们所处的时代，这样的诗人我认为永远进入不了伟大诗人的行列。一个只会歌颂爱情的诗人，一个不关注身边黑暗的诗人，我充分怀疑其伟大。”进而，野夫提出：“中国的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参与社会改革的太少了，坐而论道、闭门造车的太多，西方很多知识分子都是走出去的，参与社会实践的。”此言可谓一语中的！而台湾翻译家、文学家齐邦媛更进一步指出：“文学不能重建城邦，但是它安慰，甚至鼓励，用各种方式重建自己一片有志气的人。”

       苏童，曾是中国先锋文学的三驾马车之一，他自言自己如今更愿意用苯方法探索人性的黑洞。“在我看来，其实人性无所谓好和坏、善和恶，不用分那么清，因为你也分不了那么清，人性就是一个集合体，所以我觉得最不科学的，或者我觉得最有害的就是那种一元论的对于人性的看法。到现在不能把人性概括成ABC，概括成999条，因为没法概括，太复杂了，你更不能用一个正面的或者积极的意义去囊括整个人性。同样，你当然不可以，也没有资格、没有理由去用负面的、灰暗的、悲观的态度概括人性，人性就是一个黑洞，我特别喜欢用黑洞这个词，所谓黑洞它是属于探索范围的，是一种混沌状态。也正因为这样，即使到今天，在19世纪我们所说的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大量涉及人性的文本之后，我们仍然在这个领域开拓，因为这个黑洞没有穷尽，这是一个我比较坚定的信念。”同是著名先锋派作家马原认为，80年代全世界写得最好的是中国作家。而诺贝尔奖却把最重要的作家遗漏了，他们拿出来的作家又随时随地被遗忘了。那个叫瑞典皇家文学院的评奖机构，“就是几个书生，而且他们是终身制，据说其中的好几个成员都在80岁以上，八九十岁，他们有什么判断力，他们有一点经验，但是他们早就对这个世界不了解了。”话虽糙了点，但不无道理。

        在第三部分“柔软让你倾听整个世界”，四位女作家以女性的柔软视角看待这个世界，提出很多有见地的观点。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女作家、编剧严歌苓觉得没有文学的时代都不是大时代，“我成长的年代是没有文学的，所有的期刊都停了，所有的书都被封了”，“那个年代应该说是没有文学的，是一个文学断裂的大时代，所以对我们来讲是很不幸的，但是由于这个断裂使我变成了我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我喜欢文学，所以我看的都是文学书。我开始看的是《唐璜》，看完后就接着找我喜欢的看，到12岁开始懂事了，就开始看《红楼梦》。”出生于长江边上武汉的女作家池莉一直以湖北女人审美标准引领世界潮流而为傲，她以犀利的笔触书写人间百态，“一个渴望说真话的人，一生都会为说出真话而活着，不存在勇气的变化，只存在表达方式的不同。勇气从活着而来，生命必须这样才感觉活着。”她自认为“我就属于雄同体类作家，天生就是这类作家，不是刻意做的。”“真正的作家内心永远激荡，但个人生活方式可以是任何一种。”，这种洒脱的心态难能可贵！著名女诗人翟永明对于诗歌在当今文学大环境中的尴尬地位一直持一种豁达的态度，在她看来：“诗歌在世俗层面是没有用的，是个无用之物。但是它在精神层面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慰藉，它可能成为你精神上的抚慰，或者说它能够给你一种心理治疗的作用。”曾经名噪一时的90后（其实是1989年出生）女作家蒋方舟非常排斥女性知识分子的称呼，更愿意自己被外界认为是女作家，“女作家吧，女性知识分子我之前一直排斥，当然女性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称呼，但你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或者你活着的每个瞬间都不断地强化。”“我觉得大家对女作家，可能其实连我自己对女作家都是有偏见的。”这可能也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吧。

       作品的第四部分“在身体和心灵的孤岛上”，从藏区走出的作家阿来和从农村走进城市的女作家梁鸿分别表达了对疆域文化和对农民归宿感的认知。而两位台湾作家张大春和廖忠信则从另一个视角表达了对两岸文化和文学的感悟。在阿来看来：“无论是今天的文学还是别的东西，它是参与全球对话的一个工具，它不再是古代只在一个民族、一种语言内部进行交流和沟通的工具，那么全球对话的时候你过分强调文化、过分强调民族，其实就是过分强调我跟人不一样。你跟别人太不一样了就没办法跟别人交流。所以我觉得这样过分地对某一种民族身份的强调，其实不利于我们自己把心态打开，面对世界。”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乡土中国、乡村社会、乡土文学一直是梁鸿研究的重点，而小说《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是作家对学术研究成果的文学表达。作为从梁庄走出的学者、作家，在梁鸿看来：“我觉得梁庄始终是我的轴心，这个轴心就是我情感的来源，同时也是我理性思考的出发点，我希望梁庄既成为我的一个情感梳理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我学术的一个出发点，围绕梁庄我希望探索清楚乡土中国、乡村社会在这个时代的样貌、样态以及它内部逻辑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梁教授研究的结果其中关于农民的归宿感，她是这样认为的：“当整个社会都在朝着城市飞奔的时候，农民自然也就被挟裹其中。所以我们说农民爱村庄，农民想回到梁庄，只不过是因为他不得不爱，因为那是他唯一的归宿，他在城里面没有找到他的归宿感”。

       作为台湾土生土长的作家，张大春和廖忠信更多的谈到的是大陆和台湾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和认知的不同。对于有一种说法，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台湾得到了更大程度的保留，张大春觉得：“我不喜欢‘一言以蔽之’地说大陆跟台湾在文化上怎么样比。……但是说谁的文字写得比较文雅，或者谁的文字写得比较俚俗，这个我没办法比。还有，这种比较特别限制我们的思考。”廖忠信则认为：“现在台湾的教育其实是以台湾为主，就像我小时候的教育它是以大陆为主题的。”台湾人的优越感来自大陆人的想象，“我来大陆，跟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一流人才在同一个战场上，只有抛弃这种优越感你才有办法在这边活下去。”

       在第五部分“一颗不肯媚俗的心”中，从台湾知名作家白先勇为振兴昆曲不懈努力的经历到当今亚洲剧坛最具影响力的实验戏剧导演之一的孟京辉对中国戏剧发展的探索、著名词人姚谦对音乐的执着再到著名演员陈坤想跳出演艺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的追求，展现了艺术家的多样情怀。白先勇的本职是文学创作，但他倾心于昆曲艺术的传承和走向世界，除了热爱，更多是担心昆曲这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的国粹消亡，“我纯粹是着急，一个这么了不得的艺术衰落下去了，怎么办？”他说，他之所以要做《牡丹亭》，是“希望让昆曲这么高雅的艺术走向国际，拿到世界上去，让人家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确曾经有人类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你去国外弄一些杂耍、武术啊，我想我们一些武打的戏出去，可能外国人就是看热闹。”

       在孟京辉眼里，“有时候政治家解决不了的问题艺术能解决，经济学家解决不了的问题艺术家也能帮着解决。”体现了艺术家的一种责任担当。姚谦是从搞唱片一路走来的，“我觉得唱片已经死了，而且我比较确认是救不回来了。……但是我还是相信音乐永远是活着的，只是音乐曾经借由唱片这种形式被散播开来，得到很多人的认知和认可，或者是得到很多人的喜爱。那个年代已经确确实实结束了。”艺术在创新，艺术家要适应这种变化。而艺人陈坤也在变化，他的变化是不满足于只是演员，他希望突破自己的娱乐价值，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他的”行走的力量“项目就是他走出娱乐光环，实现新的人生价值的有益探索。”我只希望他自己心里自信和坚强，不虚华，不浮华，没有太多阿谀奉承的品行，就做个自然的自己，哪怕以后就做一个面包师，或者做巧克力的。他只要做得开心，他内心坚强，那一行里一定能做到最好，那就行了，他不需要跟我一样，我叫他超越我不是要做更大的明星，跟这个没关系。“陈坤对儿子的寄语不正是他自己的心灵写照吗？

       20位大家、20种声音，20种声音、传递了20种心声，20种心声汇聚出20种人生哲理。读这样的著作，仿佛和大师面对面对话，聆听他们不一样的人生感悟和心灵独白，给人启迪、让人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