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戏为六绝句》谈杜甫的文学史观

杜甫生活的时代，是我国诗歌尤其是格律诗达到全盛的时代，作为一代宗师而被后人频频效法的“诗圣”杜甫，能够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为后人所推崇，能够“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杜工部墓系铭》），“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新唐书·本传》），这与其系统的文学史观是分不开的。杜甫不仅创作上成就斐然，而且理论上建树颇丰，对现在也有许多启发。杜甫的文学史观主要表现在《戏为六绝句》上。

论诗绝句，是杜甫的首创。《戏为六绝句》是针对当时文坛风气有感而发的。当时，陈子昂声讨六朝文风的颓靡浮艳，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彩丽竞繁，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纠修竹篇序》）李白则批评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全盘否定六朝文学，时人甚至否定屈宋以来的文学，只承认六经、孔孟之文。他们称：“杨（炯）好用古人姓名，谓之‘点鬼簿’；骆（宾王）好用数对，谓之‘算博士’。”（《玉泉子》）评论庾信“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这样，当时就形成了所谓“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元稹《杜工部墓系铭》）的偏激风气。杜甫根据时人对六朝文风的看法，正确地认识到唐文学是在六朝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而提出了一套自己一生奉行的诗歌理论主张。下面就《戏为六绝句》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这是论庾信的。庾信早年之作，讲究句式、音律、辞句，确实不免有轻艳之讥，但却以“清新”见长（杜甫《春日忆李白》）。特别是晚年因写亡国之情和羁旅之苦，诗风一转为笔意纵横、气势凌云，风格显得苍凉雄健，正所谓“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咏怀古迹》），怎能轻易论议呢？时人不加区别，不用发展的眼光全面地看待人，妄加嗤点，确实非持平之论。杜甫的意思是说，议论古人当识其全体，不应偏颇，不应只看到某一方面而抛弃另一方面，应全面地看待人，客观地评价人，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杨王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是论“初唐四杰”（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的。“初唐四杰”虽未脱尽六朝之余气，但是主观上力图摆脱齐梁华靡文风羁绊，用较清丽的语言反映当时现实生活中有意义的课题，扩大题材，写有音乐美的和谐清丽的歌行体诗歌，显得有文采也有风骨，成绩突出，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首倡不同六朝浮靡文风的唐代诗风，功绩不可磨灭。“当时体”说明文贵适时，应有独创，这远胜于剽窃摹拟古诗的文人。今人哂笑“四子”，“曾不知尔曹身名俱灭，而四子之文不废，如江河万古长流”。（史炳《杜诗琐证》）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这是承接上一章继续评论“初唐四杰”的。“初唐四杰”之作，虽不像汉魏那样近乎《风》《骚》，但作家成就有大小，各有特色，互不相掩，“四子”之文，驾驭华美绚丽的词藻如驾驭骏马般神情飞逸，“历块过都”，尔等哂笑“四杰”身名俱灭，岂能与之相比。“初唐四杰”不愧为时代的先驱，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上述三首诗，表面上是评论庾信、“初唐四杰”的，实际上表达了杜甫的文学史观。首先，杜甫崇尚雄健壮美、有阳刚之气的诗作。其次，他能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评论作家观全人，不离当时特点的历史条件。第三，他能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而不割断历史。实际上，杜甫并不鄙视六朝作家，他非常了解六朝作家的风格，如“颇学阴（铿）何（逊苦用心）”（《春日忆李白》），“谢朓每篇堪讽诵”（《寄岑嘉州》），推崇庾信等。杜甫很注意学习六朝作品，对“初唐四杰”的推崇实际上是借此表达对六朝文学形式美的肯定。这三首诗有的放矢，以六朝文风和时人评论为中心，为下面作者提出自己的文学创作宗旨打好了基础。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这就是由上面论古人而后感慨今人的。今人动不动指责庾信“四杰”，然其才能终究难以跨越庾信“四杰”。当今的作品不过藻绘绮丽而已，如“翡翠兰苕”般文采鲜妍而已，未能如“鲸鱼碧海”般雄浑豪放，汪洋恣肆，怎能随意贬低庾信的“凌云健笔”和“四杰”“历块过都”的气势呢？显然，杜甫反对只追形式、不重内容的颓靡文风，他推崇雄健豪壮的阳刚之美，但绝不发对追求形式美。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丽词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这是杜甫自述作诗的主张的。诗是语言艺术，清丽词句自不可废，古人今人都有佳作，均可观摩。虽不能“务华去实”，但走向“好古遗今”的道路未免走上了极端。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兼蓄众长，以风雅为正统，追攀屈宋。若只追求藻绘华丽，实不免步齐梁后尘。有人说杜诗起源于小雅，特别是变雅。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一点端倪，杜甫是把《诗经》、《楚辞》作为楷模的，这是因为风雅有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又能抒发自然感情，换句话说，既有现实主义基础，又有浪漫主义痕迹。他说 “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宗武生日》），正是这种倾向的印证。他推崇陈子昂“名与日月悬”是因为他“有才继骚雅”（《陈拾遗故宅》），他说“李陵苏武是吾师”（《解闷》）是因为“汉魏近风骚”，他说“诗堪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是因为“文章曹植波澜阔”（《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诗》），他还说“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是吾师”（《咏怀古迹》）。杜甫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更重要的在于他不厚古薄今，而是抱着兼收并蓄的态度，重视诗歌内容，也重视诗歌形式，真正做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轻益多师是汝师。

这也是杜甫自述作诗主旨的。杜甫反对“递相祖述”不知变通。杜甫力亲风雅，把背离风雅传统的齐梁形式主义诗歌称之为“伪体”。“别裁伪体”就是主张对背离风雅传统的齐梁形式主义诗歌应“区别而裁取之”，这样才能眼界宽、见识广。能“转益为师”，则少了门户之见。学习不同的创作方法，借鉴不同的风格流派，才能创出自己的风格。如何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杜甫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是后人学习的典范。他告诫儿子要“熟读《文选》理”（《宗武生日》），他肯定沈、宋的诗律，说“前辈沸腾入，余波绮丽为”（《偶题》），不像李白那样全盘否定。他称赞李白“飘然思不群”（《解闷》），称赞王维“最传秀句寰区满”（《解闷》），称赞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杜甫对风骚的比兴体制、建安的风骨、颜谢的工于描摹、齐梁的文采绮丽等都能兼收并蓄，熔古铸今，从而创造出自己的沈郁顿挫的风格，用完美的形式表现了充实的内容。

后三首诗一气呵成，全面阐述了杜甫作诗的宗旨，在前三首诗评论作家、提出问题的基础上，更加充分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学态度和文学史观。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总结出杜甫的文学史观。

第一，先质后文，踵事增华。这与杜甫力亲风骚、以清词丽句为邻、转益多师是相辅相成的。

第二，后人总是在继承兼取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才进行创作的。这种不割断历史、不全盘否定的文学史观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历史特点，不同作家的作品有不同的个性风格，继承评价他们，不能厚古薄今，不能扬此抑彼，而要深入挖掘各个时代的文学所独具的价值，区别对待具体作家特有的贡献，不能固守门户之短见，随意褒贬，甚至一棍子打死，抱住老祖宗的大腿，拖进死胡同里去。（1987年上大学时的实习论文，搬家时发现，上面还有老师的批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