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Irony）

                                作者：余岱宗  转引自文化研究网
    
     反讽是叙事文学经常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反讽叙述希望达到的效果，与叙述者字面上的陈述往往是错位的：“言在此而意在彼”是反讽的基本修辞面貌。
     浦安迪认为反讽是“作者用来说明小说本意上的表里虚实之悬殊的一整套结构和修辞手法。”（1）布鲁克斯和沃伦也认为反讽总是涉及到字面陈叙讲的是一件事，但实际的意思则大为不同。可见，对反讽最基本的认识，在于文本的叙述者在叙述的过程中，为读者提供了至少两套代码，一套代码是“表面的”“显在的”，在字面上提供了貌似正确的道理，而另一套代码是“内在的”“隐藏的”，通过叙述者在语言上的婉转周旋，利用历史语境的差异或逻辑上的谬误，让读者心领神会这一套“内在的”“隐藏的”代码的“正确”，和“表面的”“显在的”那套代码的“错误”，或虽然明白“错误”却依然坚持错误而产生的荒谬感。
     这便如维柯对反讽的认识，他认为反讽的对象是“凭反思造成貌似真理的假道理。”（2）这就是说叙述者能够与读者达成某种默契，以“内在的”“隐藏的”那套代码为共享的“真理”，而将那套“表面的”“显在的”代码作为共同的对立面，虽然不揭穿此套代码的“虚假”、“虚伪”或“荒谬”，但读者和叙述者显然都能意识到他们面对着是“假道理”，只不过高明的反讽叙述者并不揭穿或并不立即揭穿“假道理”的“真面目”。相反，聪明的反讽叙述者有时甚至有意识地延迟这种假道理的“真面目”的“揭穿”，让言意悖反的时间“逗留”得更久一些，让被反讽的对象的谬误或虚伪暴露得更彻底一些，使得被反讽对象的荒谬之处在语言的交锋之中或在悖谬逻辑的方向上走得更远一些，以此来获得与读者更多时间和更深程度的心领神会的交流。所以，小说叙事中反讽修辞的“秘密”，就在于两种或两种以上价值观念的隐蔽冲突以一种非常微妙、非常迂回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小说叙事中直截了当地表现叙述者的洞察力，这还不能形成反讽叙述。反讽还在于叙述者总是有意地掩饰或控制着自己的“直接观点”，同时，以一种“非常”“反常”的形式暴露被反讽对象的逻辑上漏洞或感情上的虚假之处，以此巧妙地表现叙述者智力或情感上的优势，并与读者分享这种精神优势。通常，这样的叙事就能达到反讽的修辞效果。
     中国20世纪新时期小说中反讽修辞的大范围的展开，首先得益于新时期文学中“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新时期文学初期，刚刚脱离高压政治的使整个民族更乐意沉浸在善恶、黑白分明的文学想象之中。这种文学想象方式，沿用的依然是敌我阵营分明的战争文学的叙事模式。当然，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中也出现了个别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反讽式作品，比如冯骥才的中篇小说《啊》：主人公吴仲义因为一封暴露了他对时局看法的信笺失踪而陷入了恐慌之中，因为他的恐慌引起了连锁反应。最后，吴仲义发现那封引发了一系列事件的信好好地放在自己的家里。这已经不是用言语反讽来推进故事的发展，而是设置了某个情景；在这个情景中，荒诞的逻辑得以演绎，所有的事情好象都有因果关系，但这种因果关系实际上是高压政治下被扭曲的因果逻辑，因此，这种逻辑越“严谨”，整个情景就越荒诞。
     　　在新时期文学的开始阶段，小说叙述者都不约而同地将反讽当作让高压政治下种种丑陋现象和心态“现形”的修辞手段。这样的反讽往往带着某种沉痛的反思，可以说，过于直接的政治反讽型小说中，叙述者态度中控诉成分远多于戏谑的成分，甚至自我批判的成分多于炫耀自我精神优势的成分。这与后来被称为“痞子”小说王朔式的反讽小说是很不一样的，王朔小说也对畸形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大话进行反讽，但与新时期初期的小说反讽中的精神指向非常不同。
     就整个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来考察，对政治反讽更为“成熟”的是王蒙的小说。王蒙在戏谑的成分中包含着乐观的“向前看”的政治姿态。相对于王朔来说，王蒙对宏大的政治话语的戏谑当然来自于对往昔的政治激情的某种失望，但他对“青春万岁”时代似乎依然保持着某种难以割舍的留恋。昔日的“政治大话”和依附于“政治大话”的革命激情成为不少作家的反讽对象，但是，他们的反讽态度是有区别的。王蒙的反讽还带着革命的胜利者的热情和自豪，王蒙式的反讽嬉笑却不怒骂。而王朔的反讽则多从小人物视角出发，带着恶作剧的戏谑，穿行在各种话语类型之间，嘲笑政治大话也嘲笑自我窘境，自我嘲笑成了王朔嘲笑他人的一个叙述前提，一个小人物保护自我的策略。到了刘震云，他构造的反讽世界里，自我是可以被世界随意拨弄的一个“玩意儿”。与王蒙、王朔比较，刘震云的反讽已经失去了嬉笑或怒骂的热情。刘震云反讽叙述者远比王朔的叙述者“内敛”。刘震云的小说叙述者好象是一个缺乏价值判断标准和价值判断能力的叙述者。在刘震云的笔下的任何一个小说人物，不管是混迹于官场，还是叱咤于历史，在“体面”之后常常藏匿着肮脏和猥琐。
     刘震云总是在叙述层面上百般地为人物找到解脱的理由，但越是找到“更”合理的理由，人物的生存境遇实际上越是荒谬，小说的反讽意味也越是强烈。可以说，人被追求权力又被权力所播弄的“异化”感构成了刘震云小说反讽叙述的基础。所以，在刘震云的反讽世界里，并没有绝对的是非，也没有绝对的对错——“反讽的循环”使得任何一个反讽他人的人也都有了检视自我的必要，“反讽的循环”又使得任何一个被反讽的对象也都存在被怜悯被同情的可能。新时期“反讽的循环”的修辞格局，在余华小黑色幽默式的反讽修辞中尤其明显。《许三观卖血记》可以说是余华的黑色幽默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一部长篇。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反讽逐步走向“自我循环”，即任何一种反讽对象的确立，都不再是成为一个单一的反讽对象，反讽他者，马上就导致对自我的反讽，而反讽自我，也可能影射为反讽他者。反讽现实的粗鄙、残酷、丑陋，也在同时反讽反讽者自身的懦弱、虚伪、无奈。这种反讽非常接近于Ｄ·Ｃ·米克提出的“总体反讽”（general irony）,也被称为“世界反讽”（World Irony）、“哲理反讽”（Philosophical Irony）、“宇宙反讽”（Cosmic Irony）。 “总体反讽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反讽，因为反讽观察者也与人类的其他成员一起，置身于受嘲弄者的行列之中。结果总体反讽既倾向于从受嘲弄者的角度（他不能不觉得宇宙对待人类真不该这样不公平）加以表现，又倾向于从超然的观察者的角度加以表现。”（3）这意味着在文本中被反讽的对象几乎遍及所有人物，包括貌似超然的“叙述者”，都处于在被反讽的范围之内。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讽的无处不在，也是反讽深度拓展开来的一种表现，因为没有绝对“正确”的反讽者的存在，乃是人们对反讽的理解更趋向成熟和深刻的一种标志。当反讽的多向性和反向性日益明朗的时候，反讽又面临着一个难题，那就是读者可能琢磨不透反讽者的价值立场。反讽者到底准备建构什么，摧毁什么，在反讽的叙述者立场变得越来越模糊的时候，反讽就有可能走向自我的迷失，什么都可以反讽，那么你将靠什么样的价值立场表明你的精神取向呢？不确定性难道将成为反讽修辞的最终归宿吗？
    
     注释：
     （1）浦安迪 《中国叙事学》 第123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2）维柯 《新科学》 第183页 朱光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年版
     （3）参看 D·C·米克 《论反讽》 第101页 昆仑出版社 1992年2月第一版